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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至10月20日,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合首都博物馆,以古代精品绘画为基础,举办“水木湛清华:中国古代绘画中的自然”大展,为清华大学周年校庆献礼。
“水木湛清华”,典出南朝谢混《游西池》诗:“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它既道出“清华”之所得名,也是对本次展览主题的诗意揭示。“水木湛清华”可以视为这一时期的人们“自然观”转变的分水岭,标志着古人的视野从宏大玄远的自然之思,转向了具体切近的自然之美,将哲理的“自然”演化于人生之中,最终过上“体道”的人生,实现人生的艺术化。
本次展览展示了此前未公开展示的李公麟、苏轼名下佳构和其他宋元画作,以及沈周、文征明、仇英、董其昌、陈洪绶、八大山人、石涛等明清名家的画作。通过这些作品中显现的“自然”,持续触发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思索。
清华园水木清华
自然与美是人类文化与艺术史上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中国先民仰观日月星辰,俯察草木虫鱼,开始了他们对宇宙万物和自身境遇的思考与追问。东西方对自然的不同观照,形成了各自迥异的艺术精神。
中国古典艺术对“自然”的诠释,是中国文化独特自然观与价值观的呈现。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的本义意为不受外力干涉,源本如此。“自然”与道家哲学最高概念“道”密切相关,它是道的本性,是人类行为活动的尺度,这一理念也渗透到了传统艺术领域,成为艺术的尺度。中国古人历来视绘事为“画道”,技进乎道——判断画品的标准亦不在于技巧本身,在于是否合于“自然”。
南朝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山水以形媚道”,王微认为绘画的目的在于:“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叙画》)。所谓“媚道”和“拟太虚之体”,充分反映了道家自然观对中国画审美标准的深刻影响。
唐时,张璪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观念,认为艺术家的创作是主观心源与客观万物契合的产物,以此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境地。
千百年来,历代画家一直在对“自然”作出新的诠释,他们寄兴于花鸟虫鱼、山石竹木,他们在对宇宙万物的观照中循“自然”以“体道”,从而获得精神的自由,实现人生的艺术化。
正是出于对“自然”的诉求,时至今日,当我们与这些古老的图画相逢,在它们面前长久地停步、凝视、沉思,仍然能感受到它们活泼泼的生命力和画家无穷的创造力。
清嘉庆“水木湛清华”玺印私人收藏
清嘉庆御书《清华励品》私人收藏
一、澄怀观道
“天人”关系,是上古以来中国人与自然的终极话题。先民仰观天文,俯察万物,感知自然变化,以“人道”法“天道”,进而开展农事与社会活动,最终形成了遵循规律、敬天顺时的人文传统,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公元4世纪至5世纪,中国古典绘画的艺术精神,正式成为“体道”观念的图像化呈现——绘画的目的在于实现个体精神与“道”的相与为一,此即南朝时宗炳、王微分别在《画山水序》和《叙画》中所云之“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和“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这与老子哲学中的“涤除玄鉴”是一致的,“澄怀”即“涤除”,即洗除心中种种主观欲念,从而使其心能澄澈地体悟、映照自然之“道”。
于画者而言,以一种抛弃尘念、超越功利的审美心胸,去体验天地山川、自然万物的内在生命精神,亲近自然,在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照中,实现个体的精神自由与解放,乃最高追求。因此,在画家的笔下,无论高山崔嵬,还是草虫微物,都是画者“澄怀观道”之心的外化——画者或托身山川,或心藏丘壑,或寄意鞍马,或寓兴花鸟,最终都只为达到“与天为徒”的精神境界。
宋李公麟(传)《兰亭修禊图》私人收藏
二、心师造化
南朝陈姚最率先提出“心师造化”,唐张璪进一步总结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师造化,即以自然为师,在对天地万物的观照中,通晓自然之理,把握宇宙之道——这是中国古典绘画创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天人合一”思想在艺术领域的体现。
中国古代宇宙观认为,万物生、灭,源于气的聚散盈虚,因而世间万物均处在一个运动变化的生命过程之中,画家所参之“造化”,正是这样一个生生不息、生机勃兴的世界。
“中得心源”,是指画者作为艺术创作主体,需保持一种虚静的状态,从而得以“神遇”万物,消融主客之界限,实现“物我合一”。如此,绘画便不仅仅是描摹自然景象的“技”,而且是籍此体会自然生机的“道”。“师造化”被历代画者奉为创作之圭臬。
宋董逌有云:“圣人以神运化,与天地同巧,万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
元赵孟曾言:“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我师。”
草长莺飞,水木清华,自然的生机流转,始终在兴发着古代画者的创作情思,在他们笔底,自然而然地显现出一个活泼泼地、气韵生动的世界。
明谢时臣《江干秋色图》首都博物馆藏
三、林泉高致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古人对自然山川之美的观照由来已久,山水文化始终滋养着历代文人士夫的心灵,儒家将自然中的山水与人的精神品质相表征,实现山水比德,在自然审美活动中强化人伦之美;道家则注重“畅神”于山水之中,以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态度来观照自然山水之美,使其转化为一条“体道”“闻道”的路径。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庄子的自然审美观构成了魏晋时期山水审美的核心。士人追求以个体之生命观照天地自然之“大美”,以此在时乱世危之中寻求精神之自由,如谢灵运诗所言“夫衣服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林泉遂为文人士夫恣情适性之居所。
古代画者,倾心于山川之美,无论四时之移易,昏旦之变化,“自然”活泼、生动的存在之美被进一步照见,且被一一摄入灵府,写诸画图,遂使纸上山水,一如自然山川,成为君子适性之所在。
明董其昌等《山水卷》局部首都博物馆藏
四、闲情偶寄
闲,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夫审美人格的显现。古人推崇“闲心”“闲情”,认为“闲”是唤醒审美意识与创作意识的关键。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云:“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言:“神闲意定,则思不竭而笔不困。”闲亦是一种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明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曾列数诸般闲情:“凡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候月、听雨、浇花、高卧、勘方、经行、负暄、钓鱼、对画、漱泉、支仗、礼佛、尝酒、宴坐、翻经、看山、临帖、刻竹、喂鹤,右皆一人独享之乐。”
古典绘画中,诸如观瀑、听琴、烹茶、垂钓、高卧等表现文人情调、趣味的题材亦十分常见,这些格调清新、韵致自然的小品既是文人雅致生活的再现,也是文人心灵的写照:“心闲”即“自然”,也是道家所倡的无所依傍、自由自在之自然精神的显现。
明陈洪绶《松荫论道》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五、托物寄兴
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先民们,对自然万物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们仰观宇宙之大,同时也俯察品类之盛。天地间一草、一木,一虫、一鱼都引发着他们的观察,兴起他们的情思,“咏物”,因而也成为文艺创作中最常见的手段。“咏物”离不开“格物”。
《礼记·大学》有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中国绘画,同样主张“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画家对“物”有着更进一步的认识,更深入的体会,则离不开精微、细致的“格物”:既要观察事物的物“性”,又要探究事物背后的物“理”。如五代荆浩于洪谷写生万本,方如其真,宋人文同则有“渭滨千亩在胸中”,方身与竹化。古代画者致力于探寻“物”“我”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以写生式的“以物观物”,达到“物我两忘”的精神自由,或以写意式的“以我观物”,以此“独抒性灵”。在他们的笔下,草木虫鱼,翎毛走兽,均可寄兴抒怀,从而在画图中“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
清梅清《仿石田山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六、唱和有应
古人在互相往来的艺术活动中,通过赠送作品、撰写题跋和书画合作等方式,用以维系他们在交游、仕宦、商业等活动中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绘画的往来酬酢,一如诗词唱和,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积极参与社交性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
明董其昌有云:“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
古代画者,于天地之间,游目骋怀,静听竹雨松风、卧看青山白云,将其所见所感托于毫素,笔底遂能枝活叶动、鳞潜羽翔,展卷常有烟云变灭之趣。在书画酬酢活动中,画者将眼中自然、心中自然,转为笔底自然,以一纸生机,寄与友人,书画作为一种有着社交功用的文雅礼物,因而也成为友朋之间彼此林泉之心的互证,在往来唱和中“以君邱壑心,发我林泉想”。
出于共同的自然观念与艺术信念,作为酬酢之礼的书画,也倍受珍视,经由同时代,甚至是异代知己的反复赏玩,再三题跋,使之流传有序,进而赋予其更为深厚的文化意蕴。在一系列复杂、多元的往来唱和中,通过画图内外所呈现的细节,我们能进一步还原其所处之文化、经济和社交的语境,从而发现其背后隐藏的多重艺术故事。
清恽寿平《山水册之一》首都博物馆藏
清郑爕《竹石图》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清袁耀《秋山行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七、与古为徒
中国古典绘画注重“与古为徒”。艺术家在面对“古”所指涉的传统时,结合自身的理解、审美与时代的好尚,对“古”做出不断的探讨与诠释,从而汲古出新,融古于今。
“与古为徒”,从表面来看,强调复古与摹古,崇古人,追古法,以典故入画,注重对传统的题材、主题、图式、技法、风格的因袭与延续,如王时敏评价王石谷所言“一树一石,无不与诸古人血脉相通”;而从本质来看,古人更注重对“古”之核心精神与内涵的追寻与叩问,如赵孟倡导“古意”,以“复古”而求“新变”,力矫院体晚期刻板、僵化之流弊,重接古代绘画传统中所蕴含的自然、体道之精神,延续并激活传统的生命。
古典绘画传统的核心精神在于对个体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与建构,也意味着“与古为徒”与“师造化”的殊途同归。古典绘画注重师古而不泥古,崇尚自然,在这些画师的笔下,“古”与“今”得以绵延成一条生意盎然的河流。
清姜筠《楸阴感旧》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责编:筱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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