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兰凤凰于飞文星璀璨

神秘湘西，藏千年大美。

湘西是一本书，湘西是一幅画，湘西是一首歌，湘西是一个梦。

在梦里，有沈从文的书，有黄永玉的画，还有何纪光、宋祖英的歌。他们的人与名，早已与湘西融为一体，成为我们细细品味大美湘西的源头。

在沈从文的笔下

沈从文6岁进私塾，经常逃学而成“顽童”。转入高小时，进预备兵的训练班，又以补充兵的名义，随着军营在湘、川、黔三省辗转5年，过着“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

沈从文在湘西山水里浸染个透后，然后独自一人离开家乡，闯荡北京。身在都市的他心仍留在乡土，执意去眷恋的乡村作精神漫游，创造了“湘西”“边城”。此间创作的《湘行散记》《湘西》，容纳了更为丰富的生命群体现象。他怀着一颗挚爱故乡的赤子之心，为我们倾笔展示了一个充满浓厚地域色彩的湘西世界，以及他所建构的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

湘西的山水，清秀隽永。在沈从文的笔下，苍翠的群山、青黛的绝壁、碧绿的小河、醉人的田园，还有古色古秀的河街渔村、庙宇石桥，以及那梦绕魂牵的吊脚楼，都是那么的令人向往。王村则是“白河中山水木石最美丽清奇的码头”“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青翠，岩石黛黑。水深而清，鱼大如人”。浦市则是“出鞭炮，出纸张，出肥人，出肥猪”，给人极深的印象。镇草秋景则是“山中枫树叶子同其他叶子尚未变色。遍山桐油树果实大小如拳头，美丽如梨子。路上山果多，黄如金子红如鲜血，山花皆五色夺目，远看成一片锦绣。”山野景色则是“这时雨已过前山，太阳复出来，还可以着前山成块成片的云，象追赶野猪，一直飞奔。”《湘行散记》是他坐船由洞庭上湘西的见闻录，船行景移事换，且歌且吟，从容不迫。《湘西》以沅水及其最大支流酉水为线索，从常德、沅陵这两大湘西门户入手，直通深山更深处，湘西风景风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湘西的风俗，自然淳朴。从沈从文展示的自然民俗世界里，鬼神文化主宰湘西世界，在《湘西凤凰》《阿丽丝中国游记》《风子·神之再现》等作品中，出神入化地记录了湘西人以鬼神为标志的古俗，诸如对各种自然神、天神的崇拜，同时在对自然神的敬拜中，还伸延出独特的“拜物教”：“拜偶像、拜石头、拜树木、拜碑、拜桥梁、拜屠户的案桌，拜猪中的母猪，凡是东西几乎便可以作干爹干妈。”这种“鬼神观”往往与湘西人的日常生活相互交融，反映的是湘西人生活和社会领域无处不有的人神相欢、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时，纯善平和的社会道德秩序将人们规范在人类亲情的方域中。“对歌定情”，是湘西苗族古老的婚俗。如《边城》中“走马路”的对歌求爱、《龙珠》中以歌定情的民俗，体现了自然生存形态中人们对纯洁、真诚爱情的追求和向往。“自由性爱”，是湘西苗族特有的求爱习俗。作品《雨后》《采蕨》《神巫之爱》等，都从不同程度描绘了两情相悦的场面。湘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始渔猎和水上劳动的生存方式成为湘西原始的生产习俗。《湘行散记》记录了一批在恶劣环境中讨生存的“水上人”，并通过骂娘滩、船工号子等水上民俗，描绘了他们雄强膘悍的性格，敢于同自然抗衡，顽强、勇敢、桀骜不驯的生命力。湘人尚武好斗的强悍民性在作品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我的小学教育》中，记载了镇竿人以“决斗”为乐趣的生活习俗，孩子们打架、决斗，大人们非但不制止，而且按当地的习俗，“小孩要打，成年人（当然这中就不缺少乡约保证）便很公正地为他们划出圈子来，要其他小孩子在圈外看，他且慷慨的抱公正人自居，打伤了他还可以代为敷药”。

湘西的民众，人心美好。在沈从文的作品里，世界充满活力，社会是平等自由、自然健康的。这种平等首先是外部社会阶层之间的平等。在《边城》里，顺顺一家算是社会阶层的上层。但文中描写顺顺“为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且“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而他的两个儿子大的18岁，小的16岁，沈从文形容两个富家子“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如果从世俗利益上权衡，这样一家和翠翠一家的差距是天壤之别。可顺顺照旧和这个穷苦的老船工一起喝酒吃饭，虽然考虑到翠翠一家困苦，为他们备下端午的粽子和鸭子，但一切自然而然，送的人没多的想法，收的人也坦然接受，只作朋友相交。他的两个儿子都喜欢上翠翠，小儿子对王乡绅家姑娘的碾坊陪嫁不屑一顾，“不要碾坊，要渡船”。顺顺也乐见其成，唯一的难处只是翠翠到底要嫁给兄弟中哪一个。大老在不知道弟弟也喜欢翠翠时，以为将要娶到翠翠，十分开心地表示：“二老，你倒好，作了团总女婿，有座碾坊；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我欢喜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岨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一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这种平等自由既在外部社会阶层之间，也在家族内部的长辈和晚辈之间。翠翠的爷爷一再拖延明确回答婚事的时间，原因是想要让翠翠自己选择。他选孙女婿不看财，不看权，只看能不能得到翠翠的喜欢。在顺顺这边也是同理，儿子选什么样的女子结亲，全由孩子自主，不加干涉。

在黄永玉的画中

12岁那年黄永玉独自一人走出凤凰这个小镇，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但始终未曾一刻忘怀自己的家乡，家乡对他的影响刻骨铭心。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的血是O型，谁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她是你的。”

小时候，黄永玉以他的方式感悟着故乡的美丽。这美丽，不限于凤凰大自然的景色，更有由汉族、土家族、苗族等民族的不同文化特点所构成的多样性民俗、民间艺术的无穷魅力。他是如此偏爱故乡的这种文化之美，在他的作品里无不凝聚着对故乡文化的无比热爱。哪怕走遍了世界，晚年时仍然固执地认为，只有他的家乡的文化是最丰富、最完整的。

画出湘西“永不回来的风景”。乡愁如美酒，何处是归程？十万狂花如梦寐，故乡凤凰如画的山，如诗的水，永远是黄永玉“怀乡病”的病根。在他的画中，无处不有湘西如诗如画的风景。

黄永玉丹青写湘西风景，早期作品如《都良田山居》《故乡水巷》《故乡北门》《家乡雪霁》，那是传统水墨的故乡，黑白气韵的凤凰，黄永玉用传统的水墨精神和中国书法的笔法，绘写了故乡数入梦里的吊脚楼、古城墙、古庭院、古水巷;中期作品如《凤凰》《清沙湾》《凤凰滴水乡》《凤凰北门》，那是梦幻般的山水，现代彩墨的故乡，写意传神的凤凰。黄永玉用七彩的颜色，排笔书法的骨法用笔，师法造化的写实技法，遗形取神的写意，绘写了世伯田名瑜如田园诗般的故里清沙湾，水影一体灯火迷离的凤凰北门，外地浪游几十年的子弟梦中的第一站堤溪；后期代表作品有长卷《湘西写生》《凤凰清沙湾》《凤凰三月》，那是历史长河式的全景长卷，水绿如蓝，墙白如玉，瓦黑如墨，楼耸如石，阁高如山，人涌如潮，物流如市……这“永不回来的风景”，清明上河图式的故乡，在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湘西人心中，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抹亮丽的印痕。

刻出湘西民间艺术的精髓。“人是感情的矿物。”在湘西这个艺术的富矿带中，黄永玉置身其中，如痴如醉，以刀代笔，刻写着湘西神秘多彩的民间艺术。

《跳傩》刻写的是流传湘西千余年的戏剧活化石——傩舞。傩舞是古代傩仪趋向娱神、娱人之后的产物，在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以及中国舞蹈史、戏剧史的研究方面具有“活化石”般的功能。在湘西苗族群众中流传的“绺巾舞”“开山舞”“土地舞”等傩舞，涌动着的是苗族人民热爱生活、期盼丰收、祈求幸福的美好愿望。《苗鼓舞》刻写的是苗族民间的艺术奇葩“猴儿鼓”。猴儿鼓，苗语叫作“阿浓面”。这种民间艺术的来历，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古时，在苗山一座庙里，猴子去偷供果吃，无意中跳到鼓上，起初有些害怕，后来逐渐习以为常。每当得到供果时，就高兴得边跳边吃，被苗家青年小伙子看见了，就学着猴子的动作跳跃起来，十分有趣，以后渐渐形成一种娱乐健身活动，流传至今。在鼓舞中，反映了苗族人民的勤劳和友谊，深受苗族人民喜爱。

透出湘西人敢爱敢恨的性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把湘西人写到骨髓里去的是表叔沈从文，把湘西人画到灵魂里去的则是表侄黄永玉。

黄永玉写湘西人形，传湘西人神，画湘西人魂，堪称今世第一号。《沈大大像》是额上每条皱纹都饱经沧桑的湘西老人，《场上》是剽悍英俊的苗家男子，《石匠》是古朴如山石的土家汉子，《童子样》则是野性未泯、稚气未脱的湘西老少爷们儿的生活群像图，还有那扎口麻袋状的酒鬼瓶，酒鬼瓶上那个“酒鬼背酒鬼，千斤不嫌赘，酒鬼喝酒鬼，千杯不会醉”喜洋洋乐陶陶的老酒鬼，黄永玉皆用张乐平漫画式夸张的笔画，抽象派变形的形象，绘写出古今中外湘西人之魂：思维上天马行空，言语上霸蛮称雄，情感上悲悯天下。在不可知的命运的偶然中，敢爱敢恨，敢生敢死！

在歌唱家的歌里

湘西，是湖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占80%。少数民族能歌善舞，这里养育了中国著名的歌唱家何纪光、宋祖英等。我们醉倒在歌乡里，乘着歌声的翅膀，遨游石林，追寻密藏在湘西大地深处的那一份神奇与美丽。

歌声在背篓里，无背篓不湘西。“小背篓晃悠悠，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头一回幽幽深山中尝呀野果哟，头一回清清溪水边洗呀小手哟，头一回赶场逛了山里的大世界，头一回下到河滩里我看了赛龙舟……”这首《小背篓》是由欧阳常林作词，白诚仁作曲，宋祖英演唱的以桑植民歌曲调为蓝本创作的歌曲。“湘西是背篓的世界，也是背篓背出来的世界”，自古以来就有“篓不离背”的民谚。湘西三分坪，七分山，湘西人世代与高山为伴，也与背篓结下了不解之缘。姑娘出嫁，要织“洗衣背篓”作嫁妆，这背篓既是娘家家境的标志，也是新娘巧手勤劳的“品牌”；女儿生孩子，娘家要送一个“娘背篓”（又叫“儿背篓”），宋祖英唱的“小背篓”就是这种背篓；摘苞谷、粟谷则用“高背篓”；砍柴、扯猪草要用“柴背篓”；从峡谷取水得用“水背篓”，背上白云深处的木楼……林林总总，琳琅满目，用途广泛。走过荒蛮时代，走过艰难岁月，湘西背篓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传说，湘西背篓最能代表湘西精神，集中体现湘西人的性格特征。它是湘西整个历史的缩影和拼搏的见证。时至今日，背篓仍然是湘西儿女不可替代的劳动工具。迈进新时代，湘西人绘就更加美丽的“背篓的世界”。

歌声在茶园里，无名茶不湘西。“桑木扁担轻又轻，我挑担茶叶出山村，船家问我是哪来的客，我是湘江边上种茶人。”上世纪50年代，古丈毛尖凭着古丈籍歌唱家何纪光的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红透了大江南北。如今古丈毛尖更是盛名在外，正如宋祖英在《古丈茶歌》中唱的那样，“远销五洲四海客，逢人都夸古丈茶。”其实，古丈名茶历史悠久，已有年历史，被誉为“中国名茶之乡”，其毛尖茶在唐代即为贡品，年曾获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茶山重峦叠嶂，茶歌无处不在。茶歌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歌词，唱者根据自己的心情填充新鲜的文字。在所有的茶歌中，《古丈茶歌》流传最广，“绿水青山映彩霞，彩云深处是我家；家家户户小背篓，背上蓝天来采茶。采不完的悄悄话，采不尽的笑哈哈；采串茶歌天上洒，好像仙女在撒花……”春天的茶芽刚刚萌发，就有穿红着绿的阿哥阿妹背起背篓，挎着竹篮，穿过薄雾上山，在温馨的茶园里，放开溪水般清澈亮丽的嗓子，对着渐行渐远的白云唱一首，对着嫩绿毛茸的茶芽唱一曲，把火辣辣的茶歌从山的这边甩向山的那边。采茶季节，也是乡村青年男女恋爱的季节，他们通过唱茶歌的方式，把爱深深地唱出来。每一个音符的婉转，每一句歌词的深意，都在茶园深处从起到落，此起彼伏。在湘西，以茶陶情、以茶待客成为风尚，茶俗和饮茶礼仪层出不穷，其中“古丈三道茶”（一喝下海茶、二饮毛尖茶、三品银针茶）颇为有名。悠悠茶韵，氤氲在湘西的每一个角落，芬芳这湘西人家朴素而平淡的日子。

歌声在生活里，无山歌不湘西。“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两年不得来，你自个儿移花别处栽……”这首名为《马桑树儿搭灯台》的乡间小调，在湘西人人会唱，湘西籍老红军战士最爱唱这支歌。这首歌就地取材，来自民间生活。男女主人公书信互答，情境交融。借用马桑树更是意蕴深厚，表现了一个革命军人为人民、为祖国的幸福明天和自由去战斗的高尚情操。其实，湘西山歌是时代和生活的一面镜子，不仅能反映少数民族处于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民族风情，而且也能勾画出民族的形象、心理和性格特征。山歌，起源于劳动，是伴随着劳动生活而产生的歌谣，最能反映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的特点，是劳动生活、劳动节奏与韵律的艺术再现。唱山歌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劳动人民的一件乐事。村头、寨边、凉亭、火塘、山坳、河滩，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见到一堆堆的人围着唱起山歌来，每当人多之时更是山民唱山歌最为炽烈的时候，每当那时，对歌又成了唱山歌的主要形式。歌手对歌，先是以歌试探对方的虚实，接着由慢到紧，由柔到刚，首首紧逼，难分难解，发展到高潮时，便互相“啄歌”，或冷嘲热讽、或单刀直入，新鲜有趣，听众喝彩，常常大家一听就是大半天，或一个通宵，或三天三夜。山歌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仪式歌、叙事歌、历史传说歌、盘歌等十余种。这些山歌明快畅达，通俗易懂，比喻形象，寓意深刻，言词活泼，妙趣横生。

在地域文化的浸染里

湘西山迷人，湘西水诱人。丰富多彩的湘西生活养育了他们、造就了他们。

文化地理的影响。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品和歌曲无不带有地域文化的色彩。沈从文和黄永玉的故乡是湖南凤凰县，何纪光和宋祖英出生于湖南古丈县，这两个县均属湘西自治州管辖。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有一位新西兰作家曾经把湖南凤凰和福建长汀赞誉为中国最美的两座小城。湘西的山是有神的，水是有灵的，这是大自然对湘西的馈赠。对湘西山水的热爱之情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在《鸭围的夜》写道：“两岸是高大壁立千丈的山，山头上长着小小竹子，长年翠色逼人。这时节两山只剩余一抹深黑，赖天空微明为画出一个轮廓。”湘西这块神秘的大自然也为黄永玉提供了很多便利，他曾说：“老师在自然科学上教一点，我们可以在野外学一百点，所以对自然方面我们能够消受得非常舒服，很痛快。”对他的影响不言而喻：年轻的时候，从无门户之见，随地捡来的“杂食”、顺手拈来的书本，通盘接收，汲取营养，摒弃糟粕，于是，他的画兼有中国画和西洋画的特点，风格自成一派。同样，美丽的湘西风光和清澈甘甜的山泉赋予了何纪光、宋祖英独特的歌喉。宋祖英后来回忆：“那时候连山外边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但它依然是我经常梦回的地方。我常常还在回忆山非常清，水非常秀，人非常朴实勤劳的那么一个小地方、小山村。”可见，湘西美丽的自然风光对沈从文、黄永玉、何纪光、宋祖英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使其艺术生涯无不彰显着独特的湘西地域色彩。

湘楚情怀的融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湘西位于古时的楚地，两千多年前这里有大放异彩的楚文化，有着楚地方巫鬼文化的深厚传统。这种传统浑然天成地融人沈从文湘西题材的作品中。如：在《长河》里，大量描写了当地农民日常生活中四时八节的仪式与内容，指出当地人们“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说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黄永玉曾提到过“草蛊婆”——“被诬定为‘草蛊婆’或‘草蛊公’的人，是一切疾病和不幸的来源。患者的家属端着块砧板，公然捏着一把菜刀对着怀疑为‘草蛊婆’的人或门口，一刀一刀地割起来，一边很很地辱骂”。这是在楚地非常荒谬而残酷的迷信，同时也反映了楚文化粗俗、野性、未经开化的特点。生长在湘水沅水流域，身上流淌着楚人血液的沈从文、黄永玉，在充满感性、悟性的巫鬼文化和富有自然气息的诗性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形成了一种天真烂漫、性随自然的情怀。同时，这种情怀又进一步成为他们从事艺术创作的条件和因素。

民族文化的熏陶。英国迈克·克朗认为，“可以把文化特性看作是代代相传的固定不变的事物，又可以把它看作是区域性的事物。”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民族文化以潜在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沈从文毫不吝啬地在他的作品中展示着湘西美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风情民俗与人物的生活命运，并将其紧密结合，使得他的小说体现出了浓郁的地域风情。黄永玉说家乡一年四季都过节，风凰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民族民俗文化对小孩子的吸引力极大，黄永玉庆幸自己生长在这么一个文化环境里。同时，他还说自己是从民间出来的人，因为从小看街边的民间艺术，刻菩萨木雕的、扎纸的、做风筝画风筝的等等，耳濡目染，这些民间朴实自然的艺术充实了黄永玉幼小的心灵。据介绍，湘西人受山川环境民俗风物的熏陶，养育似乎又格外具备人文记忆的悟性与天分。譬如山歌，格外发达，在路上随便碰上一个什么人，只要来兴致，就可以唱得地动山摇高亢婉转的。这些对何纪光、宋祖英的影响无需多说。

以上图片由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特约通讯员唐金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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