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军元大都的时空之轴上

王军/口述

宋馥李/访＆文

王军一直焦虑。

写作《城记》时，他眼见着老胡同一个一个消失，“担心北京城会从地球上被抹掉”。如今，北京老城不会再拆了，但焦虑并没有减少，用他的话说是：“无时无刻不在想北京城的历史价值”。

为此，王军曾一趟一趟往故宫跑。

年，他有了一个机会，从新华社记者转身为研究者，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单霁翔将王军引入故宫，谓为“养士”。王军摆脱了繁杂的新闻工作，将研究方向框定为：紫禁城的时空格局，北京城的历史价值。故宫的老院长张忠培嘱咐他要遍览古籍，沉下心思考。

王军开始埋首故纸堆，在浩瀚的史料间穿梭游历，积数年之功，有了这本《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

《析津志》载：“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都，以为天下本。”对元大都城市空间的全面溯源，是王军涉入中国文化深处的一条时空轴线。循此，有着年的建都史的北京城，回答了他的很多疑惑。

这本书有别于王军以往的作品，很学术、很烧脑，读者要有时空一体这根弦，才能进入古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好在，王军并不追求畅销，只求准确和详备。他希望能告诉读者一个基本常识：中国人的“中”，龙的传人的“龙”，究竟是怎样来的？而由此代表的中国的存在，是一种文化存在，不能只看血统。

我专访了仍在史料中跋涉的王军。

经学

宋馥李：这本书我看的时候，因为引用的古代文献资料比较多，需要强大的知识储备才能读，我是一点一点啃，坦率说个别章节不是很懂，谈到周易和阴阳数术，几乎茫然无解，这应该是现代人都面临的阅读障碍，是个古今之变，读您的书要一边读一边补课。

王军：确实有些烧脑，有些难的地方我做了注脚。其实我研究的过程，遇到了和你一样的过程。现代人的障碍，就在于辛亥革命之后，我们把经学从大学课程里砍掉了，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断层。

你看京师大学堂的八大科，第一科是经学科，经学分狭义和广义，狭义是儒家的十三经，广义就是诸子百家的经，如《道德经》《墨经》《周髀算经》《黄帝内经》等，这些经书，都涉及中国古代最为核心的思想和知识。

经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整体砍掉后，经书里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传统的科学技术知识就面临失传的可能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讲得特别好，他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小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我认为张之洞说到根儿上了，由经学入史学，那经学是根本，读经学不是要麻痹自己，而是要看古代的生产力究竟靠什么知识体系来发展的。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王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3月

宋馥李：我能体会到书的行文方式还是带着一个记者多方求证的态度，通过很多史料交叉印证得出一个结论，很像记者的工作方式。

王军：我内心仍然认为自己是个记者，希望自己能够尊奉太史之道。到了故宫后，我看的古籍多了，经常会想象古代的史官是怎么工作的？古代讲文献时，文和献是分开的，文就是文籍，献就是口述。

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为了写屈原要跑到汨罗江去采访，还痛哭一场。写孔子时，还跑到孔子故里去采访。元朝的史官记录不是很完备，那么修《元史》的时候，明朝的史官会从南京跑到北京来，采访前朝的宦官、宫女，他们实际上干的就是像今天新闻记者的工作。史官的精神是秉笔直书，就是砍了我头我也要记下来！

每年冬至皇帝祭天时，就是天子向天帝述职，“述职报告”这是太史要书写的，不能欺骗天。所以古人有一种信仰，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是最诚实的，春天该来春天就来，天是不会欺骗你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是不言而行的。

知中

宋馥李：您在书中对观象授时做了详尽的研究，这不仅是一件科学活动，是一件内涵广深的实践活动，您不妨再阐释一下。

王军：观象授时就是天子的权力来源，为政莫大于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你比如说《尚书》，一开篇就讲怎么测定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周易》的乾坤二卦，实际上是讲观测东宫苍龙在昏旦二时的位置来看时间。要发展农耕，就必须要精细测定时间，时间只能通过空间来测。东南西北测定之后，就能够借此测定太阳年周期，进而规划二十四节气，才能指导农业生产。

你看所有的农业文明都在中纬度地区，因为这个区域四季分明，半年有吃的，半年没吃的，必须发展农业。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农业剩余，有了农业剩余，就会有社会分工，再孕育出高等级的复杂的社会，进入文明形态。

人类在狩猎采集的时代，是没办法定居的，这个地方的果子采完必须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里的兽打完了也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那么，只有搞了农业之后，人类才能够定居了。你看浙江的上山遗址，一万年前，居然挖出房子了，这说明那时已经定居，果不其然用浮选法筛出来了被驯化的稻谷，说明农业生产已经稳定了，粮食已经成为主食了，人们才可能定居，否则没法定居。我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希望告诉读者，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蛮荒时代，是有灿烂的史前文化和文明的。

宋馥李：北京中轴线正在申遗进程中，我们说中轴线是通过规划布局表达对政治理念、文化象征和生活空间的认识。可能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把“中”说清楚，您怎么概述“中”的源流？

王军：《周礼》诸篇开篇即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为什么要辨方正位？就是要测定空间，进而测定时间，这是王承担的最为重要的社会责任。那么，如何辨方正位定时呢？《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记载说，先要树立一个垂直的表杆，以表杆的基点为圆心画一个圆，早上日出，有个影子和这个圆相交，把这个相交点标出来；傍晚日落时又有个影子和这个圆相交，再把那个相交点标出来。用一条绳子把两个相交点连接，就是正东西向的卯酉线，将这两个交点连接线的中心点与表杆的基点连接，就是正南北向的子午线，这样就把东南西北给规划出来了。正午时分，通过观测表影在子午线上的移行，就可测定一个太阳年的周期，进而规划二十四节气。

《周礼·考工记》“以正朝夕”示意图

汉字“中”所象之形，就是《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所记辩方正位定时的方法，这是萧良琼先生与冯时先生的研究所揭示的，即将表杆与以表杆基点为圆心所规划的圆相重合，就是甲骨文和金文的“中”字。中国人的“中”就是这么来的，它表示了极为古老的辨方正位定时的方法，而不掌握这样的方法，是无法发展农业的。所以，我们一说我们是中国人，就道出了中国文化最大的秘密！

立表测影，衍生出许多道德观念。比如“中正仁和”“中庸”，都和立表测影有关系。只有中正的表杆，才能把方位测准，才能把时间测准，所以做人要正直也就这么来了。什么叫“中庸”？古人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变，“中庸”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辈子也不能改变。你看，古人就是这么思辨出来这些人文与道德意义的，这都和立表测影的实践活动有关系。

宋馥李：白天靠观测日影来测定方向，那晚上怎么办？

王军：白天要立表测影，晚上要观测天象。黄昏时，北斗指向北方的子位，那是冬至；指向东方的卯位，那是春分；指向南方的午位，那是夏至；指向西方的酉位，那是秋分。所以，东南西北是春夏秋冬的授时方位，古人就产生了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观念，时间就赋予了不同的空间不同的人文意义。

清光绪《钦定书经图说》刊印之《夏至致日图》，显示羲叔在夏至日用圭表测度日影。

授时

宋馥李：由立表测影的方法测定的南北子午线，这条指示方向的线，是如何在时间规划上发挥巨大作用的？

王军：可以这么说，如果画不出是一个正南北的线，就不可能有中华文明。因为古人是通过这条线，测定了一个太阳年的周期，进而分出24节气，然后指导农业生产，如果测定不了空间与时间，就没办法发展农业，也就无法迈入文明的门槛。

刚才已经说道，正午观测表杆在子午线上移行的情况，表影最长之时是冬至，最短之时是夏至，即可据此测定一个太阳年周期。夜晚通过地平方位观察恒星的位置，又可获得准确的时间。据《尚书·尧典》所记，先人是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哪一颗恒星运行到天球子午线的位置，来测定两至两分的，你看，这条子午线是多么重要！

明代《三才图会》刊印的“玉衡随气指建图”，显示北斗初昏在二十四山方位指示二十四节气。

为了更为细致地测定时间，我们的先人将天球规划为一个圆周，分出度数，在黄昏时测定出恒星——二十八宿、北斗移行的方位以授时。因为地球的自转与公转，在每一天的固定时间——古人选择在黄昏——所有恒星会微微移行，其移行一周，反映的是地球绕太阳一周。先人是把周天坐标规划为又1/4度，就发现所有恒星日行一度，天周而岁终。把周天坐标分为24份，就会发现每隔15天，北斗移指一份的中央，就把24节气给指示出来了，农业生产就有了时间依据，这是很高的智慧，是先人的生存之道。

这样的生产实践，就是格物。格即到达之意，格物就是要抵达事物的本质，格物才能致知，才能孕育文明。只有深入格物这个层面，我们才能把中国文化讲清楚。不能把中国文化说得玄乎其玄，应该认识到，先人的生存高度依赖农业，测定空间与时间，是农业发生与发展的前提，先人是在这样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不能脱离这个层面来讨论中国文化。

宋馥李：您在书里说，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时和空是密合的。用密合这个词语来表述很少见，应该怎么理解？

王军：前面已提到，先人是通过空间，即地平方位来测定时间的，东南西北是春夏秋冬的授时方位，黄昏之时，北斗东指，天下皆春；北斗南指，天下皆夏；北斗西指，天下皆秋；北斗北指，天下皆冬。立表测影，表影最长靠北，为冬至；表影最短靠南，为夏至；春分与秋分，太阳正东而起，正西而没。这就衍生了东南西北为春夏秋冬的时间与空间密合的时空观，这对一切思想艺术产生了根本影响。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时间就是空间。我们看到古人做一个花瓶，如果四面都有花卉纹饰，那么一定是春夏秋冬四季花卉，这就是时空密合的人文观念的体现。

在这样的认知体系中，古人秉持的是万事万物如同星回于天，都有一个循环周期的理念。所以一谈到东南西北，接着就会谈春夏秋冬。这一点在中国绘画里也有体现，中国画里的散点透视，就是流动的空间，流动的时间，所有的空间都对应着时间。

颐和园西堤上有幅楹联：“春秋无尽风兼月，左右何须女与牛”。女与牛就是织女星和牛郎星，昆明湖表示银河，古人以面南为正方位，左就是东，东就是春。右就是西，西就是秋。

所以你看古人只要一谈东南西北，都是有时间意义的，有时间意义就有道德意义，仁义礼智信五常也要适配四方五位。东配仁，春天里阳气升发，万物生养，那就是仁；礼配南，夏天里万物皆相见，有尊有卑，呈现了自然秩序，那就是礼；西配义，义同宜，指应该发生的事情，秋天万物生成，这就是“宜”；智配北，冬天阳气潜藏于地下，这就是智；信配中，地中对应天中，天中就是北极，北极也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信者如时，天从来不欺骗我们。

所以，按这个逻辑，我们北京城有东有西——东直门、西直门；有春有秋——朝阳门、阜成门，因为春时朝阳，秋时阜成，阜成指万物生成；有文有武——崇文门、宣武门，文即生养为春，秋即刑杀为秋。时间赋予了空间极为丰富的人文意义。

宋馥李：钟鼓楼报时制度始于元大都，就是因为刘秉忠的谏言：“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时。”这个授时体系是都城最重要的功能，那么钟鼓楼的授时，其人文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际意义吧？

王军：钟鼓楼所承担的授时功能与其所象征的人文意义是同等重要的。至于历法的编制，历朝历代的都城都有观象台，元大都的观象台在太史院，郭守敬在河南登封建有高台式圭表，这套基本的授时体系，不但定义了生产力的发展，定义了人的生存，还表示了权力的合法性，因为观象授时是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谁能够告诉人民时间，谁就是权力的获得者。

河南登封告成镇“周公测景台”唐代石表。王军/摄

天命

宋馥李：通过测定空间获得时间，“使民知时”并获得天命，那么这项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也就是权力的来源，这是一个严谨的格物致知的过程，您再概述一下这个推理过程。

王军：古人在找北极轴的时候，用望筒锁定北极星，古人是找靠近北极轴的一颗恒星作北极星。观测的时候发现，这北极星转着转着给转出去了，那就是说他那么靠近北极，却也在作旋周运动，那就调整望筒，让北极星始终匡在望筒观测范围内，那么北极星运行的轨道就找到了，找到北极，就把南北子午线给测定了。

《周礼·考工记·匠人》中说：“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所以，白天是立表测影，晚上观测北极星。而古人从北极星的观测中也发现，原来北极是个空的，是个用以旋转的“璇玑”，是无之所在，去无入有，北极星是个看得见的“有”，那么这个“有”就是“道生一”的“一”，所以古人把北极星又叫“太一星”，它是个最伟大的“一”，是客观存在的一个虚无，它又生出一个混沌元气，混沌元气又生出天地。

所以老子说那个道，“吾不知其谁之子也，象帝之先。”上帝之前，道就已经存在了，那上帝就不是造物主，《五行大义》说，天地初开即生天皇，生出上帝，那上帝也是被古人格物格出来的。

所以皇帝观象授时得到时间，向万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获得了权力，这个权力是天给的，看起来好像很玄虚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它是古人格物致知一步一步格出来的。

当天给了我这个权利，天就被人格化了，人格化就产生原始宗教，所以“上帝”也是个中国的词儿，是格出来了，由此就产生了中国古人的天命观，中国的存在就是天命的传递。

《尚书》说“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如果天子失德而别人修德，天命就会转移。

宋馥李：忽必烈营造元大都，取义《尧典》，筑齐政楼于都城中央，表达其承接天命，这个天命观是怎么形成的？

王军：天命观是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也是格物致知而产生的一个意识。观象授时者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而获得了权力，就产生了权力由天而授的认识，天就被人格化，产生了原始宗教，人格化的天即上帝，上帝是一个中国词，利玛窦用它来翻译天主教的至上神God，其实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上帝是天子权力的给予者，而不是造物主。古人认为，上帝必居天的最尊处，即众星拱绕的北极。通过天文观测，古人发现北极是空的，其附近的北极星是围绕着北极作旋周运动，这就思辨出“道生一”之创世纪哲学观念，“道生一”即无中生有，道即无，空虚之北极即道之所在，有即可见之北极星，古人称北极星为太一，即最伟大、最原始的一。所以，《周易》的注疏描述北极天区为“去无入有”。你看，“道生一”也是格物格出来的。

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自认为是天命的获得者，实际上，天命代表了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体系。那么你来学习这个知识，获得了让大家活得下去的知识，就是得到了天命。天命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忽必烈来了，继承了这个文化，也就加入了中华民族，后来的满族人也是这样。

甲骨文的“中”字

忽必烈营造元大都，将钟鼓楼独立出来，立于都城中央，并以《尚书·尧典》所记尧舜禅让、舜帝得天命的典故“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命名鼓楼为齐政楼。

所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就是观测北极星、北斗之运行，推算日月五星同起牵牛初度，确定历元，编制历法。忽必烈以这套中国固有之文化体系规划建设元大都，在大都城中央为舜帝得天命造了一个纪念碑，以显示他是尧舜传人，元朝与历朝历代一样，是正统王朝，是“继道统而新治统”，这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我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这本书的书名叫《尧风舜雨》，就是这么来的。

差异

宋馥李：观象授时只有中国古人在做吗？世界上其他文明是否也有一些相似性？

王军：天文观测是人类获得时间的基本方法，但东西方观测天文的方法又有不同。比如，在对二十八宿的观测中，我们不但在黄昏之时，观测南中天的天体、天中区域的北斗，还观测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恒星。在后一种方法中，观测二十八宿之东宫苍龙十分重要。而古埃及人则是往西边看，看猎户座也就是西宫白虎边上的天狼星，天狼星在黎明时从东方升起，黄昏时没入地下，尼罗河就要涨水了，春天来了，以此安排农业生产，由此制定太阳历。

所以，观象授时有一定相似性，猎户座在西方没入地下时，东宫苍龙就在东方升起来了，由此获得的时间是一样的。你看大金字塔那三个塔，就是猎户座的“腰带”，也就是我们二十八宿的参宿，是三颗星。

人类最早的文明都诞生在中纬度地区，前面已说到，因为中纬度地区四季分明，先人必须有食物度过寒冬，所以必须发展农业，而发展农业必须掌握农业时间。所以，天文学是文明诞生的基础性知识。相比之下，低纬度地区一年四季都有吃的，不用搞农业。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指望不上农业，可以搞游牧，所以游牧民族对时间的要求没那么严苛，过去蒙古人相互问多少岁时，会问你多少草？所谓一岁一枯荣，草枯荣了多少次，就是多少岁。

宋馥李：在西方世界，时间是否也从空间测定获取，也有时空密合的关系？

王军：在西方的跟我们不一样，西方没有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这种观念，西方人测定时间，并不以地平方位为授时“刻度”，而是以二十八宿为坐标体系，观测太阳在其中的运行位置，由此获得时间。这是什么原理呢？因为地球绕太阳公转时，人们就发现太阳的背景星在发生变化，那么回到同一颗背景星，就是一年。把天赤道和黄道的恒星带，也就是二十八宿分成12份，即十二宫，也就是今天大家说的十二个星座。在这样的坐标体系中，人们会发现太阳一个月走一宫，比如，走到白羊座了，就是春分，西方古人是这么来看时间的，起源于古巴比伦，对欧洲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西方社会，东西方向很重要，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是面东的，为什么要面东呢？因为要看太阳在二十宿中的位置——太阳没出来之前看哪个星宿先出来，太阳落下去看哪个星宿跟着落下去，他们是这么来看太阳在二十宿中的位置。在这样的授时方法中，时间的获得与地平方位脱离了联系，就没有时间与空间合一的时空观念了。在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授时之法，称日躔。只是这种方法不居主流地位，因为在二十八宿中，太阳是逆行的，古人主张顺而忌讳逆，西方则没有这样的观念。

宋馥李：东西方不同的时空观，是否也最终决定了不同的思想分野？

王军：不同的时空观，衍生出了根本不同的思想艺术。对此，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也有过专门论述，他指出，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导致了东西方思想和艺术的根本差异。比如，西方绘画是焦点透视，一个空间即一个时间。而中国绘画是散点透视，流动的空间对应流动的时间。古人讲“三远”——仰观为高远，俯察为深远，平视为平远。西方的绘画只有一远——平远，即由近到远，所以都有一个灭点。

梁思成先生讲中国建筑，也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时空观。他说中国建筑不是一眼就能够尽览的，中国建筑如同长卷画，你要走完才能看完。

这样的时空观，衍生了我们看待万事万物的基本观念，即终就是始，始就是始。万物的生灭如同星回于天，都有一个循环周期，这就形成了一种超然于物的世界观。

而西方不是这样的，梁漱溟先生说，西方文化就是意欲向前要求，遇山开山，遇水劈水。而中国人是意欲持中调和，与大自然和平相处，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这样一种文化差异，与东西方获得时间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在西方文化中，上帝是造物主，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这样一种观念是缺乏包容性的，因为上帝只有一个，不同宗教信仰中的上帝就会产生矛盾，就会导致宗教战争，今天所谓文明的冲突导源于此。其宗教内部，为了争夺对上帝的解释权，也会导致宗教迫害。而在东方文化中，上帝不是造物主，而是天子权力的给予者。中国文化的创世观是极为朴素的唯物的，认为世界生于无，无生出了有，即“道生一”。老子说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说道在上帝之前就存在了。有一物在上帝之前，上帝就不会是造物主。《史记·律书》有谓：“神生于无，形成于有”。《五行大义·论诸神》引《帝系谱》：“天地初起，即生天皇。”天皇即上帝，这样就把上帝排在天地开辟之后了，那就是世界创造了上帝。这样的创世观，使中国古代文化对不同宗教的至上神均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何谓龙

宋馥李：我们老说我们是龙的传人，那龙是什么？龙和授时又有什么关系？

王军：《说文解字》对龙的解释是：“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早在年，冯时先生就在他的那篇极为重要的《中国早期星象图研究》一文中指出：“当我们将殷周古文字中龙的形象与东宫七宿星图比较之后发现，如果我们以房宿距星（Scorpius）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的话，那么，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连缀方式，其所呈现的形象都与卜辞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所以，殷周古文字的‘龙’字，实际取象于东宫七宿。”

原来，龙就是二十八宿的东宫苍龙，甲骨文、金文的“龙”字就是东宫苍龙的星图。在西方古代天文学中，与东宫苍龙相对应的黄道十二宫星象包括天秤宫（Libra）、天蝎宫（Scorpius）和人马宫（Sagittarius）。

东宫苍龙与北斗具有相同的授时意义。《史记·天官书》：“杓携龙角”，即记北斗的斗杓指向东宫苍龙的角宿，二者相互拴系。这意味着，北斗所指即苍龙所在，北斗在东南西北指示着春夏秋冬，东宫苍龙亦然。

初昏之时，北斗东指，东宫苍龙在东方毕现，时为春分；北斗西指，东宫苍龙在西方隐没，时为秋分。所以，《说文》将龙描述为“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冯时先生进而指出，《周易》的乾坤两卦讲的就是昏旦二时东宫苍龙的运行位置，及基于此种授时方法而定义的用事制度。如乾卦爻辞所记六龙，实为四千年前初昏的授时天象。其中，初九“潜龙”，为秋分东宫苍龙隐入地下的天象；九二“见龙在田”，即“二月二，龙抬头”，为立春之后东宫苍龙的角宿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天象；九四“或跃在渊”，为春分东宫苍龙毕现东方的天象；九五“飞龙在天”，为立夏之后东宫苍龙昏中天的天象；上九“亢龙”，为夏至东宫苍龙西斜流下的天象；用九“群龙无首”，为立秋之后日躔东宫苍龙的“龙首”——角、亢二宿的天象；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表现了古人在授时活动中对龙星的观测。

可见，《周易》也是格物格出来的，冯时先生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周易》了，这是多么重要的学术贡献啊。所以，冯时先生的书一定要读，他是古文字学家，创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深入到格物这一层面来研究中国文化，把经学最为坚涩难懂的部分给打通了，使辛亥革命之后被废掉的经学复活了！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文化中的“龙”是一个授时星图，而非西方所说的dragon,dragon是一种怪兽，圣人屠怪兽是他们的样板戏，用dragon来翻译中国的“龙”，是巨大的误解。

价值观

宋馥李：由时空观衍生出了中国人一直接纳的价值观，您的理解是什么？

王军：前些年，我在和一位欧洲学者讨论东西方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时，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们的文化，包容了不同宗教的至上神，那么，你们的价值观在哪里？我说，您提的这个问题真是特别好的问题，您要了解我们的价值观，可以到我们故宫西北、马路南侧，位居宫城乾位的大高玄殿的南牌楼去看一看，其石额镌刻“大德曰生”四个字，语出《周易》所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因为不管是什么宗教什么民族的人，大家在一起都是要活下去啊，这样的价值观，你高也没法儿比它再高了，低也没法儿比它再低了，这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这促进了不同宗教与民族的融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支撑。所以，中国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不是血统的存在。这是有别于西方近代以来兴起的单一的宗教民族的国家观念的。

北京紫禁城中和殿高悬的“允执厥中”匾，意即要恪守“中”所代表的最高原则。

宋馥李：这是特别大的一个题目。我也听您叙述过，即中国文化置于21世纪的意义，您是怎么从时空观的研究转入这一层思考的？

王军：去年3月，我应邀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儒学与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专题研讨会，作了题为《中华文化之于当代的意义》的演讲。我说，如果中国文化不能够为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文化也就是“化石”而已。如果能够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文化就依然具有生命力的。为此，我们必须思想，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想，主要是两个，一是增长主义生产生活方式，二是文明之冲突。二者皆西方文明的“发明”。

增长主义是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文明样式，流动线生产的产品，必须要有人去买，就必须制造等量的垃圾，有多少垃圾的增长，就有多少需求的增长，就有多少生产的增长，就多少就业的增长，所以，增长主义实为垃圾主义。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把地球上的资源变为了产品，而产品不能够回归资源，这个系统不能够循环，尽早会有崩溃的一天。天人关系被破坏了，这是非常脆弱的情况。而在中国古代，我们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至清末已有四亿同胞，但是这样的增长，并没有破坏自然生态。你去读读《礼记·月令》，其中规定了每个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比如，春天不能打猎，因为万物在生养，要打猎只能在秋天万物生成之后进行，而且不能竭泽而渔，不能打幼仔。这样的文明样式，是极值得尊重的，这对当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它提示我们思考，我们在21世纪能够塑造没有增长烦恼的文明样式？这个问题不解决，人类的发展必定不可持续，其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关于文明的冲突，我们今天有那么多拥核国家，这样的国家还在增加，人类制造了那么多大规模杀人武器，这在中国古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祈生避杀是中国古人所追求的。自古以来，我们就是多民族的融合，文化多元，多元一体。此种文化自种植农业发生以来，一万年没有中断，非常值得珍惜。我相信，它能够为今天人类面临的痛苦，提供重要的解决方案。

（感谢刘蓉林女士对本文的大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