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墨石榴》
徐渭和唐寅一样，自小就聪颖过人，十岁时就表现了不凡的文—。他曾加入野心勃勃的总督胡宗宪的幕府，骤升快速。然而胡宗宪后来卷入政案，又遭弹劾，徐渭也随着一落干丈，徐渭深恐胡案牵累，假装疯狂。他平日行径本就怪诞，这样一装疯，没有人不相信他，于是逃过了牢狱之灾。但是后来因为打死了妻子，仍旧被逮下狱。其后在狱中自杀未遂，得到了朋友（张元汴）的营救，才被释放出来。
徐渭在京城逗留一段时间后，就回去浙江故乡，在故乡贫病交加。他纵欲，以卖书卖画度日，对乡人不屑一顾，粗鲁地对待他们。我们在他的生平记载中看到这样的句子：“人多以是怪恨之。”徐渭七十三岁时终因穷困而死。
徐渭的竹似乎是毛笔怒扫在纸上的结果，速度快捷到完全无法加以控制，好像画家在亢奋状态之中，急于表现胸中翻涌上来的力量，没有时间思考一样。对比来看，清代的张风画在笔法上虽然也一样专横，却表达了温和而诗意的气氛。他的线条比较疏逸，流动得比较缓慢；徐渭的则比较紧张而猛烈。我们可以随意考虑这些不同处，也可以否定有考虑它们的必要。然而对中国画评家来说，这些不同处只能用一种方法来解释它们：画家各自不同的个性决定了画家各自不同的风格。
我们现在胸中既有这些画家的事迹和后人对他们的看法，眼前又放着他们的作品，于是便可回到个性与画风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如果这种关系的确存在着。在徐渭的竹中，有多少暴烈表现来自徐渭本身古怪而神经质的本性？而张风《秋山红叶》的舒逸气氛又有多少来自画家本身平和的个性？一点关系也没有，某些固守现代西方美学论的人会这样说。他们认为画家从不需要亲身经历他们作品里所包含的感觉。事实上，画家和他的作品多少都是不相关的。然而中国画评家的论点正好与此相反。他们相信，一个人如果不是为了表现若干他的自我，就不可能动笔画画。他们把画家的生平传记和作品并列眼前，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出，杀了自己太太的人画了哪幅画，而一个自安自足受众人欢迎的人又画了哪幅画。
清张风《萧山高士图》
张风(-)松荫对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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