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徐冰活字文化
8月6日，是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生日。
安迪沃霍尔的出现彻底消解了艺术的高低之分，转变了人们看待明星及消费文化的态度，甚至开辟了电影制作的全新方式，生前身后影响了无以计数的艺术家。艺术家徐冰坦言，当下几乎所有的艺术现象，都受到安迪沃霍尔的影响，自己也不例外。“今天人们对艺术与商业文化和流行文化关系的认识，广告业的走向等，都与安迪沃霍尔有关。安的艺术思想包含着很多可能性的种子，可以在各种土壤中生长出异样的东西来。”徐冰说。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对现代艺术的了解非常有限，对国际当代视觉文化的信息极为饥渴。一天，徐冰在《世界美术》上看到一幅安迪沃霍尔重复形式的、丝网画的黑白作品，只有豆腐块儿大小，那时，他便开始对“复数性”概念发生了兴趣，一琢磨就琢磨了好几年，后来索性成了他硕士的研究题目。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徐冰老师的一篇文章《复数与印痕之路》，文中写到他对于当代复数生活的认识，对于版画与他的当代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
复数与印痕之路
—
徐冰
文
本文原载“视野”丛书《我的真文字》
中信出版社，年10月
徐冰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年接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邀请，作为荣誉艺术家移居美国。年回国，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代表作有《天书》《地书》《凤凰》《何处惹尘埃》等，被中国美术馆、伦敦大英博物馆、澳利亚国家画廊等内外各大收藏机构。年获得美国文化界 奖“ 奖”，年荣获美国国务院颁发的艺术勋章，年入选“影响中国”年度文化人物榜单。图为徐冰，年于北京工作室
这些旧作现在看来真的是很“土”的。不管是观念上，还是技法上，都比不上今天许多刻木刻的学生。但好在它们是老老实实的，反映了一个人，在一个时段内做的事情。近些年，国际上一些艺术机构开始对我过去的版画发生兴趣。我想，他们是希望从过去的痕迹中，找到后来作品的来源和脉络，这些旧作可以作为对我后来作品的注释。
我学版画几乎是命中注定：“属于你本应走的路，想逃是逃不掉的。”现在看来，对待任何事情，顺应并和谐相处，差不多是 选择。与“自然”韵律合拍，就容易把事情做好。“不较劲”是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的道理可深了。
我本不想学版画，可事实上，我从一开始就受到最纯正的“社会主义版画”的熏陶。从小，父亲对我的管教严厉得像一块木刻版，少有褒奖之处。 让他满意的，就是我爱画画，有可能圆他想当画家的梦(他解放前是上海美专的学生，由于参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险些被捕而肄业)。为此，他能为我做的就是：学校一清理办公室，他就从各类回收的报刊上收集美术作品之页，带回来，由我剪贴成册。另外，在他自己的藏书中，最成规模的就是《红旗》杂志从创刊号起的全套合订本。这是我当时 翻的书，因为每期的封二、封三或封底都刊有一至二幅美术作品，大多是版画，或黑白或套色。因为版画简洁的效果，最与铅字匹配，并适于那时的印刷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习惯，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解放区版画家的木刻原版，刻完直接就装到机器上，作为报刊插图印出来。中国新兴版画早年的功用性，使它一开始就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艺术与社会变革之间合适的关系，导致了一种新的、有效的艺术样式的出现。这一点我在《懂得古元》一文中有所阐述。这种“中国流派”中的 作品，被编辑精选出来与人民见面，经我剪贴成的“画册”，自然也就成了“社会主义时期版画作品精选集”，加上“文革”期间，获得赵宝煦先生送的木刻工具、法国油墨和《新中国版画集》等旧画册，那时没太多东西可看，我就是翻看这几本东西成长的。
中国新兴木刻的风格，对我的影响不言而喻。这风格就是：一板一眼的；带有中国装饰风的；有制作感和完整性的；与报头尾花有着某种联系的；宣传图解性的。这些独特趣味和图式效果的有效性，被“文革”木刻宣传画所利用，并被进一步证实。我自己又通过“文革”后期为学校、公社搞宣传、出壁报的实践，反复体会并在审美经验中肯定下来。所以，上美院版画系后，我可以自如掌握这套美学传统，是因为我有这套方法的“童子功”。
上述之外，我与版画的缘分也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比如说，版画由于印刷带来的完整感，正好满足我这类人习性求“完美”的癖好，这癖好不知道是与版画品味的巧合，还是学了版画后被培养出来的。
有时，艺术的成熟度取决于“完整性”。而版画特别是木刻这种形式，总能给作品补充一种天然的完整感。我在《对复数性绘画的新探索与再认识》一文中曾谈道：“任何绘画艺术均以痕迹的形式留于画面。但版画的痕迹与用笔直接接触画面的一般性绘画痕迹有所不同。一般性绘画以运动中的笔触形诸画面，可谓流动的痕迹，它带有不定性，具有丰富、生动、弹性的美。这构成直接性绘画特有的审美价值。版画画面则是范围明确、被规定的印痕。它有两个极端的痕迹效果：A.由印刷转于画面的油墨或颜料，能达到极度的平、薄、均匀、透明，因此产生一种整齐、干净、清晰的美；B.由印刷压力产生强烈的凹凸感，使媒材的物理起伏显现于画面。其坚实、明确、深刻，有一种可触摸的美感。规定性印痕之美，是被固定了的流动情感痕迹的再现。”明确肯定的“形”，是木刻家在黑与白之间的判断与决定。它要求这门艺术必须与自然物象拉开距离，有点像传统戏剧的“程式”与生活之间，既高度提炼又并行的关系。艺术形式与自然生活截然不同，但在各自系统里又高度完整。版画，一旦印出来，就成为最终结果，自带其完整性。这是其一。
其二，我对版画的兴趣，是以对字体的兴趣作为联结的。“创作版画”是西洋画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艺术，是西方的文人画。其起源和生长是与宗教、史诗、铅字、插图这些与书有关的事情弄在一起发展出来的，类似于中国文人画与诗文、书法同生的关系。铅字与版画印在讲究的纸材上，真是 绝配。这“配”出现的美，让多少人一旦沾上书，就再也离不开。而我从小受母亲工作单位各类书籍史、印刷史、字体研究等书籍的影响引发的兴趣，日后在版画、印刷领域找到了出口。
其三，做版画是需要劳动和耐心的。这劳动大部分是技工式的，看起来与“艺术”无关，而对我这种有手工嗜好的人而言，是能从这一点中获得满足的。把一块新鲜的木版打磨至平整得不能再平整；把油墨调匀，滚到精心刻制的版子上；手和耳朵警觉着油墨的厚度(油墨量是否合适，不是靠量，也不是靠看，是靠手感和耳朵听出来的)。每一道工序按规定的程序走完，等待着 掀开画面时的惊喜。写到这儿，我想起一件事。年在美国南达科他州(SouthDakota)弗米利恩(Vermillion)小镇学习版画、造纸和手制书时，工作室请来一位访问艺术家，作为学生的我们为她打下手。我用调墨刀在墨案上刚比画了两下，这位艺术家惊讶地叫起来，吓了我一跳：“冰！你是不是调过很多油墨！”可能是我调墨的架势把她给震了。我那时英语张不了嘴，很少说话。我心说：我调过的油墨、做过的版画，比你不知道多多少呢。
我喜欢版画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版画的“间接性”——表达需要通过许多次中间过程才被看到——作者是藏起来的。这最适合我的性格。就像我和动物一起完成的那些表演性的作品，冲到前台去，对于我是比登天还难的事，只能请生灵做“替身”，我躲在背后。这种“不直接”和“有余地”适合我。
上面谈了我与版画的缘分。下面再谈版画作为一条隐性线索，与我后来那些被称为“当代艺术”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对艺术敏感的人，很容易看到这种联系。
徐冰，《碎玉集》，—
我最早对艺术界有影响的作品是那些掌心尺寸的木刻小品，有一百多幅，统称“碎玉集”。之后，再次有影响的作品就是《天书》了。《天书》出来后，人们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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