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镜塘（—），原名德鑫，字镜塘，晚号菊隐老人，后以字名世。钱镜塘原籍浙江海宁，为吴越王钱镠30世裔孙。其祖父钱笠群、父亲钱鸿遇均做过清朝的小官，且皆善丹青翰墨，爱好书画收藏。钱镜塘自幼深受家庭环境熏陶，善画，能治印，爱好诗词戏曲。早岁对上海地区浓厚的艺术氛围留下深刻的印象，此间他开始涉足书画收藏，也向朋友们展示他雅好丹青的一面。
在战乱年代，上海这个大码头聚集了来自各方的世家大族，在流亡与安定之间，许许多多的艺术品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而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环境里，却为这位对艺术品极为敏感的有心人创造了绝无仅有的大机遇。年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上海地区陷入混乱状态，许多富商巨贾纷纷抛售藏品，市场上出现了罕见的艺术品抛售，贱如白菜。钱镜塘在此期间抓住机遇，变卖了海宁老家的田产，海量的吞进市场上出现的古旧字画，据称数量多达3万余件，老辈人回忆，那时的六莹堂（钱镜塘的古玩店）名家字画堆得满坑满谷，用宁波话说是蟹也爬不进了。由此，钱镜塘在业内便打下了声望。
钱镜塘与吴湖帆相交前后达30多年，两人之关系亦师亦友，彼此相惜尊重，时常酬应书画，探讨书画鉴藏之趣。如果说钱镜塘在此前的买卖中积累了书画收藏的实战经验，那么在与吴湖帆的交往中，钱镜塘将鉴定书画的经验引入了学术含量。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后，钱镜塘本人也成为了书画鉴定大家，因此，书画界赠给他与吴湖帆“鉴定双璧”之美誉。
此次朵云轩秋拍，我们有幸收到数件来自钱镜塘先生旧藏的明清书画，亦屡见吴湖帆先生的题签，足以印证二公在那样一个年代因书画而结下的一段佳缘，为我们今天留下许多的故事。
钱镜塘在收藏之初，即有过敏锐的市场定位，在他的收藏体系中，将重点放在明清地方名家的书画和近代海派的书画上。一方面考虑自己已有的鉴赏经验，另一方面考虑市场存量的因素。
陈撰亦被评为“扬州八怪”中唯一不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其人性格孤僻、洁身自好，乾隆朝被举“博学鸿词”，但拒不应试，可见其性情。其擅写花卉，格调超逸，意境清雅，颇类陈白阳、释道济，又与李鳝齐名，并称“复堂玉几”。
Lot陈撰花卉册册页八开
32×23cm×8
说明：吴湖帆题签，钱镜塘旧藏。
陈撰的《花卉册》与《松竹清吟图》一样，虽题材不类，但笔底画间透露的清气却十分的一致。此《花卉册》写花卉数种，包括梨花、牡丹、荷花、菊花、水仙等等，共八开，每开并题小句，清丽可人。其画多用勾花点叶和点叶点花之法，此册纯以水墨直写，寥寥数笔间，便将花卉枝叶的神韵表达出来。其书法以萧疏淡逸为特色，冷峻平淡中显示出其不同于流俗的格调。册首有吴湖帆先生题签，装潢精美，真乃一雅物。
Lot册首吴湖帆题签
《花卉册》在构图上出奇制胜，力求变化，如将主题花卉置于边际角隅，画幅上大片留白，但空而不虚，给人以奇特而回味无尽之感。所作花卉极其简练，往往寥寥几笔，但形神俱现，达到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效果。如构图最繁的梨花、墨竹、白菜等，也寥寥数笔，风韵雅美，生意盎然。其技法为双勾、没骨并行，双勾处毫不板滞，如《水仙》一开，没骨处骨力内敛，如《牡丹》一开，用墨淡雅，浓淡干湿恰到好处，以湿为主，偶以飞白辅之，风格滋润明洁，迥出凡尘。款题书体为行楷，而各幅之间，仍有变化。或宽和润美，或瘦净健紧，或楷意多些，或行意多些，皆结体匀整，线条遒劲，风神洒脱，足见其书法功力较为深厚，且在面目上有自己的创意。且诗、书、画融合为一，谐趣天然，不媚俗态而别开生面。
参考：陈撰《折枝花卉册》南京博物院藏
蓝瑛被称为“武林画派”的鼻祖，亦被视为“浙派”绘画的殿军，与戴进、吴伟并称“浙派三大家”。但实际他的绘画与“浙派”并不接近，如戴进、吴伟绘画多取法南宋，更贴近宋代院体画风，而蓝瑛的绘画则多取法于北宋与元代，甚至“吴门画派”的沈周对他的影响都比“浙派”来的更直接。但他强烈的个人特色，惯用的解索皴、荷叶皴，画面中对石色的偏爱，构图的强烈动感，都使他走向了一个新的境地，遂而“武林画派”生。
Lot蓝瑛仿古山水册页四幅
29.5×23cm×4
钱镜塘收藏的这册蓝瑛《仿古山水》与其极具个性的成熟作品不同，此册专为摹古，共四开，所涉包括仿关仝、赵幹、李咸熙、米芾四家，皆五代、北宋时人。从作品本身的笔墨风格上看，明人干净的勾勒和浓重的苔点加之类似元人的浅绛设色，这一系列手法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蓝瑛是不是有机会一一目睹这些宋人的作品或未可知，但他由近及远，取法元人、北宋的脉络是十分清晰的。此册未署年款，从风格上判断较接近中期作品。
参考：蓝瑛《仿宋元山水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明武宗帝朱厚照（-），是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明孝宗朱祐樘和张皇后的长子，年号正德。其人自幼聪颖，擅骑射，性格刚毅，在位期间平定了不少战乱，是一位极具将帅之风的皇帝，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前卫之士，追求自由平等，十分具有传奇色彩。不比清三代的皇帝，武宗帝的记载多出于文字，而他的手迹或者绘画几不见流传。实际上明代的皇帝中也有几位雅好书画者，只是流传稀少，武宗帝即是其中之一。
Lot明武宗杞石延年
设色绢本立轴
65.5×36cm
这件武宗帝的《杞石延年》经伊秉绶、钱镜塘收藏，吴湖帆为之题签，足见珍重。此画的顶端正中有御题“正德年制”，并钤有“广运之宝”大印，显示出九五之尊的王者风范。画面中描绘了一件颇有吉祥寓意的盆栽，植入海棠型花盆，立湖石于其上，一枝红硕清丽的枸杞从湖石的左下向右上穿出，生机盎然，枸杞素为药用，有滋补延寿之功用，与湖石一体，自有“延寿”之寓意。从技法上看，此图为典型的院体风格，这大概与其身处宫廷耳濡目染有关，所以着笔就能成画，湖石以浓墨勾出，用湿墨分出层次，手法颇类南宋绘画，突显了湖石坚硬嶙峋的质感。在植物的刻画上如同折枝花卉，摇曳多姿，与湖石形成刚柔的对比，画面沉着宁静，又蕴含生机。
明朝有几位皇帝善于书画，正德皇帝也是其中之一，徐沁《明画录·卷一·宸绘》记载明代诸位皇帝之画作，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御笔绘画的特征：宣庙（宣德朱瞻基）留神词翰，尤工绘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并佳。上御书年月，及赐臣下衔名，用广运之宝，或武英殿宝。宪庙（成化朱见深）工神像，上有御书岁月，用广运之宝。尝写张三丰像，精采生动，超然霞表。孝庙（弘治朱祐樘）亦画神像，御笔年月，用宝如前。武庙（正德朱厚照）亦善画，曾见设色锺馗小幅，上书正德御笔。
由此著述可知明代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四朝，皇帝之画作均钤有“广运之宝”玺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宣德帝朱瞻基《武侯高卧图》、《寿星图》，嘉靖帝朱厚熜《楷书张四叔座右铭》，崇祯帝朱由检《松风水月》、《思无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帝《三阳开泰》，成化帝朱见深《一苇渡江》等作品，全部都钤有“广运之宝”。乾隆皇帝一生收藏古代书画规模极大，收入《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二书中著录，而正德皇帝的作品却仅有一件《纯阳像轴》，其作品本就稀少，在时代不远的清代已经很难找到，可见这件作品的稀有程度。
董其昌是中国艺术史划时代的人物，其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就都极大的影响了后人对艺术的理解。在书学领域，他与张瑞图、米万钟、邢侗并称“晚明四家”，主张取法古人，遍临各家，综合所长，自成一体。这与他主张的以道禅悟画理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赵（孟）、文（徵明）书体盛行于世之时，他却能跳脱二家的强势笼罩，形成自己的书风。董其昌书以行草书为世所重，笔锋秀逸空灵，圆劲挺健，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Lot董其昌行书册页十二开
24×14cm×24
说明：钱镜塘旧藏。
这册行书正是一例证，此册乃董其昌背临晋唐诸家名帖，随帖之异，行、草自然转换，字体大小错落交替，若与原帖对比，自是想去甚远，然董其昌背拟意在取其神似，在运笔节奏与结体构成中仍不失个人的面目，所以才形成这样一册意蕴流畅的习书作品，在册末董其昌亦不失自信的自评曰“偶背临晋唐法书数种，颇得其神韵”，至于字里行间的不同就省略不论了。
董其昌对纸张要求较高，非常喜欢用砑制坚实、细腻光洁的镜面笺。镜面笺是纸面光滑晶润如镜的优质纸，为高丽笺的一种，较早见于明初，作书画装裱之用。据信16世纪中叶之后，始用于书画。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高丽贡纸》写道：“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肪切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毫颖所至，锋不留行，真可贵尚。独稍不宜于画，而董玄宰酷爱之，盖用黄子久泼墨居多，不甚渲染故也。”据安岐《墨缘汇观》记，董其昌名作《关山雪霁图》就是作于镜面笺上，“白镜面笺本，高四寸，长四尺一寸五分，小袖卷。”另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行书《寄陈眉公诗卷》、《黄庭内景经卷》也皆用镜面笺所作。
参考：董其昌《寄陈眉公诗卷》，上海博物馆藏
华喦是一位极具才情和修养的画家，虽出身贫寒，却十分达观。喜读庄子，深受《南华经》影响，对待人生始终保持着一种从“入世”到“出世”的态度，体现在绘画上，我们总能在其画面中找到一种悠然的超脱感，远离市嚣。而当我们了解他的人生经历后，了解了他那种不得不鬻画谋生的窘迫和背井离乡的酸楚，又使我们对他的绘画、他的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
Lot华喦松竹清吟图
×30cm
这幅《松竹清吟图》即为一例，画面上有一首华喦的自作诗，云“湿风吹雨过蕉林，红药翻香绿砌深。新试袷衫亭上坐，竹垆茶韵佐清吟”，画面也如实了描绘了这一诗境，空山雨后，高士于茆亭闲坐，欣赏着庭院里的松竹、蕉叶，侍童从远处前来为先生煮好清茶，一片悠然静谧的景象。“诗言画，画言诗”，这或许就是华喦心中所想吧，全篇通幅不染一丝尘气，确不像一位以画谋生的职业人。
此作经钱镜塘收藏后，又经曹其镛、杨彦龙递藏。
曹其镛，祖籍浙江省宁波市，曹光彪长子。年随家移居香港。曾留学日本、美国，现任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校董、复旦大学校董。
杨彦龙，据巢章甫《海天楼艺话》，“杨彦龙，辽之法库厅人。四十后，不仕，宦囊薄蓄，悉以购书画。杨彦龙其所藏则文徵明之千字文为最。宋元巨幅，力不能致也。工于时贤画，惟爱大千师之作。不惟嗜画，尤嗜观作画。昔岁大千师每莅津，必具盛馔，假地铺纸举书具，恭敬恳求，画幅之大小、工简、种类，固不拘，悉听吾师意旨，复厚润为谢。吾师作画，像不受人之词。是日，鉴其成，乃许之，则欢喜无量。虽弗许，亦无愠，亦奇人也”。
戴熙（-），清代官员、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醇士（一作莼溪），号榆庵、松屏，别号鹿牀居士（一作樚牀）、井东居士。工诗书，善绘事。擅画山水，早年师法王翚，进而摹拟宋元诸大家，对于王蒙、吴镇两家笔意更有所得，尤善花卉及竹石小品，能治印。晚年观摩巨然真迹，在用墨方面有深切的领会。四王以后的山水画大家，被誉为“四王后劲”，与清代画家汤贻汾齐名。著有《习苦斋集》《题画偶录》等。
Lot戴熙行书七言联
.5×29cm×2
钱楷（-），艺林年鉴作（-），字宗范，号裴山，浙江嘉兴人。乾隆五十四年（）会元（一作传胪）。历官广西、湖北、安徽巡抚。善书，工篆、隶。善山水，颇有王鑑、王原祁笔意。尝典试蜀中，遍写所经山水曰使车纪胜图，为生平杰作。卒年五十三，一作五十六。著绿天书舍存稿。
Lot钱楷隶书七言联
×30cm×2
童华（清），月湖景区北端“银台第”的主人童槐的儿子，道光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曾任光绪帝老师。
Lot童华行书七言联
×28.5cm×2
钱伯垌(－)，字鲁斯，号渔陂、仆射山樵。江苏常州人。正、行书皆优，其书由董其昌、黄庭坚以追李邕、颜真卿，本于梁巘，坚实不及，而流宕转换时或过之。在碑学派占主流的时代仍坚持帖学并享有盛名，当时被视为刘墉后第一人。
Lot钱伯垌行书七言联
×28.5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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