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
艺术来自于观察。自然景象的不同通常会导致艺术家们绘画风格的迥异，例如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和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二者一南一北，一刚一柔，都合理地再现了中国南北方山水的自然面貌。
当然，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了中国的艺术家身上，而且还出现在许多外国艺术家的手中。例如在克里特岛的宫殿墙壁上就出现了艺术家们描绘的海豚。
中国艺术家在表现自然万物时，通常情况下不会为了绘画而绘画，他们通常会借对于景物的描绘表达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就像南宋马麟在《静听松风图》中表现的“松涛”，还有北宋崔白在《禽兔图》中表现的竹子代表君子，荆棘代表小人，可以说这两者都起到了借物喻人或借景抒情的作用。
二、地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对艺术风格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这不仅体现在了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上，更体现在了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上，例如五代后蜀与南唐的“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再如同处明代中期的“浙派”与“吴门画派”分别以南京和苏州为中心，而虽然这两个城市相距并不是很远，但是他们的绘画风格却因为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一文一武的截然不同的风格面貌，这一点通过对沈周的《庐山高图》和戴进的《钟馗出山图》进行对比便不难看出。
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对绘画风格有影响，而且反过来来看，绘画产业的发展同样会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兴旺。就如清初安徽徽州出现的“新安派”，其代表人物是弘仁，他就曾对黄山的山石景象进行过非常细致地描绘，并将其命名为《黄海松石图》。
同时，徽州的造纸业和制墨业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当然这与徽州“徽商”强烈的地域意识也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想象
由于中国古代交通不便，对那些只是听说而未去过的地方，只能在脑海当中进行简单的猜测与想象，就如中国古代经典《山海经》中所描绘和刻画的那些奇异动物，无一不是人们想象的产物，而且在其中还出现了许多“蛮夷”或“胡人”，不仅如此对于胡人的刻画还出现在了唐三彩中，《三彩骆驼载乐俑》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不仅如此，中国人对于外国使臣的艺术表现，同样充满了想象色彩，例如南朝梁萧绎的《职贡图》以及清代的《皇清职贡图》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外国使臣和欧洲人的体貌装束进行了想象和描绘。
当然，想象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欧洲人也曾对中国人物和建筑进行过非常有趣的想象，例如在年左右的一副铜版画当中，欧洲的画家竟然将中国的僧人表现为一个非常邪恶的巫师形象。再如在布歇的《中国皇帝》这幅作品中，他竟然将中国表现为了日本和蒙古的混合体。当然以上的种种不可理喻和可笑都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局限性所导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想象的，它并不像科学那样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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