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栋在近代经济史上，浙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实业家金融家，他们为我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为推进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严信厚就是其中一位。严信厚（-），字小舫，浙江慈溪人，中国第一家银行和第一个商会及近代中国第一批工厂的创办和参与者，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任总理，被誉为近代“宁波商帮”第一人，工书、画，藏碑版、书画甚多，辑有《七家名人印谱》《秦汉铜印谱》等。严信厚早年就读私塾，后因家道中落，只能外出谋生。17岁的他先是在宁波恒兴钱铺当学徒，后到上海供职于小东门宝成银楼。工余除了和同事一样刻苦学习英语外，他还特别钟情于书画。他曾送了把自画的芦雁折扇给胡雪岩，并在画上题了首自作诗，诗中流露出的豪情和机变令有着同样身世的胡雪岩不禁青眼相加，遂被胡开设的信源银楼聘为文书，迎来了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年严出任天津盐务帮办，次年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聚大量家财，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并步胡雪岩后尘，于光绪元年（年）盘下杨源丰票号，改名为源丰润票号，并将总号迁沪，分号则遍及大江南北，与胡雪岩的阜康票号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南帮“票号双雄”。为打破当时外资银行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他还发起创建了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第一任总经理、总董，积极引进国外金融制度和经营管理方式，业务盛极一时。严信厚家学深厚，其父严恒为清代诗人、书画家，善画芦雁，并独创了“七巧书法”。其自幼受父亲影响亦好书画，并一直坚持不懈。他的书法取法晋唐，倾力追慕“二王”，下涉赵孟、董其昌，但没有像同时代的人那样去崇碑学碑。他有着浓厚的帖学情结，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晋唐一体化的认同，如他对王羲之《十七帖》和孙过庭《书谱》的倾爱及其大量临习都表明了这一点。历代很多书家都将笔法放在首位。观严信厚的作品，特别是在行书、草书完全筑基于“二王”笔法，给受众一种细腻、洒脱、散淡、通达之感，颇有江左风流的书写格调。笔者以为，这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他“取法乎上”，遴选了较为纯粹的“二王”笔法体系的经典，作为学习探究的取法对象。如行书直取二王手札，草书强化起笔果敢的《书谱》等。这种“纯化”可直入王字帖学之正宗，其笔法也直接体现在其书作之中。另一方面，他似乎比一般的书家更注重起笔动作的丰富性，更强化运笔过程的书写感。这就使他的书法有了一种运笔的主要依凭，亦是独到之处。他的行、草书起笔多以藏锋为主，力量隐藏于笔画之中，收笔出锋呼应下一笔，多以露锋为主，笔断意连，比较善于表现典雅文静的书写倾向。存世作品有尺牍、手札、扇面、楹联、匾额、中堂、条幅等，形制一应俱全，尤以楹联、扇面为佳。由于学“二王”为主，其大字作品确实不多，至今能见的是他于光绪二十九年（）为山东滨州无棣县大口河龙王庙重修后题写的匾额“寰海安澜”，四个字笔势开张通达，结体雍容大度，外拓内擫并施，不失为“二王”一路难得的大字精品。扇面《芦雁图》书画同源。严信厚在研习书法的同时，致力于绘画，花鸟鱼虫，无所不涉，尤其深得芦雁大师边寿民的再传，精于画芦雁，但又不是简单的临摹和“翻版”，而是传承中见己意。这主要得益于他在繁忙的商务之余，常常去长满芦苇的江边，仔细观察憩于苇间水际，或展翼欲翔，或凌空振翮俯冲而下的往来候雁，深入了解雁的形体、动作、情态、习性等，了然于胸，并视之如友，知情着意，从而构思顿生妙谛，下笔必聚深情。所作泼墨芦雁，无论尺幅大小，构图方圆，都大笔挥洒，泼墨中微带淡赭，姿态生动，朴古奇逸，极尽飞鸣、食宿、游泳之态，特别善于以淡墨干皴擦，浑厚华滋，精妙绝伦，所配数茎芦荻迎风摇曳、浓淡有致。从而形成了既有边氏风韵，又具笔墨疏简、形神毕肖之个人风貌。芦雁图由于酷爱书画，嗜好金石，严信厚的“朋友圈”除政客、商人、银行家以外，还有不少艺术家，如吴昌硕、陈半丁等。因长芦盐场督办的生涯，后来严信厚将自己在上海的寓所命名为“小长芦馆”，吴昌硕在定居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之前，只要来沪大多住在小长芦馆，其间还为严信厚治印多枚，并历时八年帮助严信厚藏帖五十种刻石《小长芦馆集帖》12卷行世。陈半丁也是在小长芦馆结识吴昌硕并被收入门下的。陈半丁19岁那年，经一位远房表亲、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吴隐的推荐，到严信厚处做学徒，以拓图章（《七家名人印谱》）、刻碑与楹联等为业，自此与金石书画结缘。小长芦馆还一度成为前朝遗老、文人墨客的雅集之所，晚清鸿儒硕彦常在此诗酒唱和，或泼墨挥毫，或持刀奏石。（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编辑孙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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