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千年瑰宝,我们没有轻易动手,提出试验性加固,要求工程可逆。”

年,一个偶然的机遇,孙儒僩离开“天府之国”,来到大漠戈壁,在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

万里苦追求,相伴赴沙洲。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建筑业很兴旺,孙儒僩学的是建筑,从学校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建筑行业工作,在成都拿到了不错的待遇和收入。除了不愁活儿干之外,还经常有丰厚的兼职收入,生活甚是安逸。然而,市井繁华压不住青年内心的理想,年轻的他总想着能“做一番事业”。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要招一个学建筑专业的人的消息后,孙儒僩带着憧憬前往莫高窟。

初到敦煌,茫茫的沙海像前路一样迷茫,摸不清要做啥子。住的房子里,土桌上有一把茶壶、两个小茶杯、一盏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壁角有脸盆架。他随即安顿了下来,酣然入睡。

孙儒僩开始了他的敦煌生涯。天色未明,鸡鸣四起,他就迫不及待想去看洞窟。起床后,他直奔洞窟,先去了九层楼。仰头一看,好大一身佛,让孙儒僩又惊又喜。

大佛窟往北,洞前全是一堆一堆的沙子,掩埋了底层洞窟的一部分,非常荒芜。壁画画满了佛、菩萨等形象,都是白眼睛、白鼻梁,“这不是欧洲印象派的画吗?可是敦煌一千多年前就开窟了,欧洲印象派怎么这么早就在敦煌出现了?”

置身洞窟,孙儒僩仿佛进入了历史殿堂,遥想着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仰望膜拜的场景。尽管丰富的洞窟内容他看不懂,但仍被美的艺术所震撼。

就这样,孙儒僩在敦煌安顿了下来。作为研究所里唯一一个学建筑出身的人,孙儒僩很快投入到莫高窟的测绘及壁画中建筑的临摹中。他在莫高窟接到的第一个建设任务,是设计出一座小型陈列馆,并按照常书鸿先生的要求,一部分做陈列,一部分做接待,实现了常书鸿“展室用顶面采光,不用墙面窗户采光”的要求,“因为墙面要用来布展”。尽管设计有难度,可孙儒僩还是通过设计巧妙完成了任务。年的秋天,这个陈列馆项目成功完工。

第二年,他又修建了一些宿舍——八九间套间,给志愿前来的苏联专家住。后来这些套间成了敦煌研究院的职工宿舍。

除了修建房子,孙儒僩根据研究所刚成立时测量记录的一些简单的图纸,补充了洞窟的平、剖面图。年春天,他开始测量窟檐。测量窟檐很艰辛也很危险。窟檐都在三四层洞窟,距离地面非常高。在栈道梁上搭建个窄窄的门板,栈道的挑梁已经糟朽了,但很粗,人在上面架个小梯子爬上去测量,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摔下来。测量窟檐的同时,他也把窟檐本身及窟檐上留存的彩画画成图。“白天搞业务,晚上点个油灯练习线描。平时还要薅草、割麦子、喂牲口。”

但是命运似乎不让他好过,时局动荡,更大的困窘在年开始出现:货币疯狂贬值,研究所近30个工作人员差不多半年没有拿到薪水。那时,他心生动摇希望能重回四川。

年8月下旬到9月初,新中国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崭新的篇章开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没走成的孙儒僩,用一封信叫来了后来的妻子李其琼:“你愿不愿意来敦煌,和我一起待在敦煌?”

李其琼回信:“我愿意!”

在敦煌,早前学习油画的李其琼被辉煌的敦煌壁画吸引,一头扎进了壁画的临摹中,忘我工作。另一边,年年底,敦煌文物研究所石窟保护管理组(保护所前身)成立,孙儒僩开始承担实际工作。

年开始,他开始承担治沙的工作。孙儒僩与同事修筑了更多的防沙墙,并在治沙的同时,对一些壁画做了抢救性的保护工作。有些壁画的地仗层裂开口子掉了一部分,曾经相连的另一部分可能很快会大面积脱落,他们针对这些壁画做了加固。加固时不动壁画,只在壁画残破掉落的边缘抹点草泥,使已经张口的壁画有个支撑和联系的点,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些直到现在也没有掉落。他们所做的是不伤害壁画的简单处理,刚开始比较粗糙,后来更细致了,抹泥时尽量涂抹光滑,同时在泥面上也抹一些白灰加细土,使色彩协调一些。

清理窟前流沙也是这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小牌坊到第窟一段,沙堆连绵。年农历四月初八前,窟前的沙子清理得差不多了——尽管窟前还铺着厚厚的沙子,但是没有忽高忽低的沙堆了。

90多岁高龄的孙儒僩清瘦,讲到之前的经历,他一字一句讲得很认真,就像他做事情一样,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务求精确。尽管现在再回头看,似乎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可时光回到几十年前,青年孙儒僩在敦煌所经受的,是命运的拍打。

年,孙儒僩被打成了“右派”,挨批斗,被人指指点点。他心中委屈,但是依然咽下所有的情绪,工作还是照做不误。

年开始,莫高窟开始了大规模的系统性加固工程。戴着“右派”的帽子,孙儒僩带着铁道设计院百余人的勘测队伍返回敦煌,进行加固前期准备工作——地质钻探和地质测量。在设计阶段,他带着专业人员上洞窟查看,把自己所了解的石窟存在的问题一一介绍给了他们。施工设计、队伍安排、供应材料,他一一经手,毫不含糊。每个工点的施工设计完成之后,他和同事都要到现场去论证,然而有时候,由于“右派”身份,正式的会他却不能参加。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他一刻也不敢放松,直到年7月。

7月中旬,莫高窟的加固工程大体竣工。孙儒僩本想着能够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却没想到更大的风雨来了——“文革”开始了。年,孙儒僩、李其琼夫妇遭受批斗,被开除公职,遣返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从国家工作人员到开除公职,回到故乡新津县的孙儒僩、李其琼夫妇,被安置在了一间上无瓦片下无地板,拴着两头水牛,牛粪和牛尿已经被踏平的牛棚里头,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他们舟车劳顿又回到了故乡,然而当年的少年已不复年轻了。

“隔出了墙、放上些简单的家具,把地垫平、粪便清理出去。”一家五口人分到了三块自留地,开始了挣工分上交公粮的日子。这时候,挑担子成为孙儒僩和李其琼犯难的事儿。最后,两个人轮流挑担子,才把生产的40斤莴笋挑到县城菜市场,以三块多钱的价格卖掉了。这是他们的第一笔务农收入。孙儒僩还运用自己所学习的知识,帮助公社里的生产队修建水渠、灌溉农田和修建水电站,日子也算是渐渐稳定了下来。

年冬季的一天,孙儒僩正在忙修水电站的事情,有位来自敦煌的军代表找到了他,说要接他回去。“太突然了,我要跟妻子商量一下,这里的事情也得交代一下。”军代表告诉孙儒僩,莫高窟第窟上面的一个窟檐的基础掉了,没有人能弄这个事。

要不要回去,这个问题横在孙儒僩和老伴的心上。他们反复商量了很久,没法决定。想着在莫高窟曾经的过去,两人心里有着隐隐的抵触,但他们最终还是决定回到莫高窟。

回去的第三天,孙儒僩立刻投入工作,上到第窟去查看情况。他看到窟檐东南拐角下的基础垮了一大块,保护组的同事不知道怎么处理。他马上确定了修补方案,但是因为冬天无法施工。在第二年四五月间,他很快修补了窟檐,用了块砖石。孙儒僩根据塌方来估算需要的砖石,每一立方米的砖都估计精确到位。

时光一天天流逝,孙儒僩默默地埋头工作着,将智慧、汗水和细心,都倾注在了手头一个接一个的活儿里。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委主任方毅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视察,并委托甘肃省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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