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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就得出了“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的结论，更显得荒谬可笑。然而，对我们来说，更有价值的是《易》产生的原因和它对绘画的影响。在靠天吃饭的农民眼中，世界上最重要的规律莫过于四季的变化，而四季变化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用四季的循环往复看待其它事物的变化，一切都简单化了。辩证法变成了循环论。复杂的客观世界简单有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从春秋末期发明的铁犁直至大清灭亡一直没能得到发展变革，所以《周易》总结出的那种“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地认识世界的方法也就一直延续下来。“独善心态的文人士大夫们由于逃脱世事，有居高望远之利，对《周易》的整体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自然更觉亲近。
四季变化文人们认为，社会状况之所以江河日下，全是因为人心不古而致。古人是顺自然而生活得，简单、清淡，所以，人们能和美相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画，文人对繁复细腻的工笔重彩画进行改造就不仅是自然的，而月是必然的了。以六十四个卦象说明一切的学说可谓至简，在这种思想方法影响下作画，不能不带有抽象的倾向，元代绘邮达到中国水墨画的高峰，同时抽象的意味也就愈来愈浓，加上元代画家们公开宣称不计较形似与否，只关心抒发胸中逸气，简约在元代便成为文人画家的共同风格特征。然而，尽管脱色、写意等方法使中国断中的形象一简再简，却始终没有脱离开直观形象这个基础。简括而不脱离形象，简明而不单调并有无穷余意，这些特点又得益于禅宗在文人中的流行。
文人四季画禅宗主张“以心传心，兼不立文字”，据说佛祖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传经，曾拈花示众，众门徒都不解其中奥妙，只有大弟子迦叶尊者微微一笑。佛祖便知他已经领悟。这就是“拈花微笑的来由。据禅宗说六祖慧能不识字却能悟道。编出这样的故事显然是为禅宗“不立文字”建立依据的。但是，语言是交流思想的直接工具，如果真的不立文字，禅宗也就传不下来了，所以，禅宗依然得用文字，但他们特别讲究简练。在禅宗，越少应答、少说话才可能留给听众较大的想象余地，可以任凭他们自由思号。书法进入绘画必然使绘画趋于简约，因为文字是从形象简约出去的。
书法进入绘画作为艺术的书法，不能根本否定艺术形象的主观倾向性与客观真实性统一的规律，它必然要逆文字发展的历史潮流而动，尽可能从抽象的文字象形“遗迹”出发，问溯上去，发扬文字的象形性。中国汉字的象形遗迹恐怕是中国书法能成为艺术的根本原因之一。韩愈赞草圣张旭道：,张旭善草书，不拈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蔫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然而，书法艺术毕竟是以文字为其造型素材，形象的抽象性是只可弥补而无法避免的，
绘画相比较、书法艺术虽也有点与面，但终究是更纯粹的线的艺术。书法以白底为依托，以线的飞沉勾点造成高度抽象的艺术形象。书法艺术也可称为造型艺术，但其艺术形象在表现客观世界(包括人)的物，质外观方面有很大局限，它基本上是创作主体心灵的飞动、情感的奔流。书法艺术染指绘画，自然要把书法的一些规范带人绘画。元初画坛领袖赵而频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
元初画坛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飞白，即飞白体，东汉书法喜用飞白，丝丝露白，如枯笔写、成。籀文即春秋战国时通行于秦国的大篆。“八法之典出于大书法家王羲之。据说王羲之光是写“永”字，就写了27年，因为永字备八法势，能通一切字。中国的文人个个都是书法艺术家，因此，不会作画的文人看画时更喜欢用书法的艺术标准衡量绘画。元代画家兼书法家钱选在人问他什么叫画中的上气时，回答说：“隶体耳。明董其昌赞同钱选的见解说：画史能办之，即可无冀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容台集》)如果说宋代是文人占领画坛的时代，元代则是文人掌握了画坛(从民间画和皇家画院两个方面讲)，并以自己的意愿发展绘画的时代。元代文人的失落感使之比宋代文人更加封闭、内向，更加追求简治的心境。他们自觉地把绘画与书法归并为一，除了对书法的偏爱，也是因为书法在抒发主观情致方面特别擅长。
书画题跋记于是，绘画便向抽象的书法靠拢，简而再简。使我们戏称为线的艺术的绘画自元以后更加“名副其实，描绘客观物质形象的笔墨越来越少。经明而清，细作的画家自己都自惭形秽，一味称道元代的简约清E常能繁不能简，工整有余，不足，评元画道。“元人一派简澹长事，真得象外之趣，无一点尘俗风味，绝非工人所知《王肇题恽格画册》值得庆幸的是，书法没能存食了绘画。绘画虽然在文人笔下失去色彩和详实表现对象的特征，但它还是世所公认的绘画。这不仅仅因为中国画始终没有抛弃客观世界的外部形象，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中国洲始终没有抛弃并牢牢把握住了丫情景交融的形象表现在画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文人经常读抒情诗，多擅长写抒情诗，逐渐养成了触.景生情的习惯。景物成为人移注情感的媒介，其自身的外貌、内质反而不十分重婴门。
文人的画在文人生活、读书的漫长岁月中，情与景物紧紧联系在一起，就如同他们头脑中的《周易》、《论语》、禅宗等学术哲理都是客观事物、社会生活结合一体一样，已成为思维模式。文人提笔作画之时，情景交融的习惯，自然要发挥作用。王维以“断中有诗的风格成为文人水墨画的奠基人。所谓画中有诗，就是指有情有景的意境。而这意境又是以意为主导，意在笔先的。人仕不能，守几亩薄田度日或以一箪食、一瓢饮为荣的文人们追求的意是萧条派泊、闲和平静。这种心境下的文人就不会喜欢大红大绿、花团绵簇的牡丹而偏爱兰、竹，从色彩角度看，后者的色彩要简单得多。宋元的文人们眼看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更无心欣赏自然之美而偏雨抒发心中之忧。这忧愁在独善其身的传统中又变为淡泊、平静。
参考资料《中国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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