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说:『我想画家的立意,就是为时代代言。』石鲁,从延安走来。延安精神、延安文艺指引下的艺术创作方向深刻地影响着他。思想上,他认定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成为他追求和为之探索求变的艺术理想。从而在艺术创作题材和民族艺术形式的挖掘上找到了突破口。
《东渡》习作稿(领袖形象)题材上,石鲁认为:『题材在作品中,只不过是作者从中看出生活内在含义的一种表象,是借以揭示主题思想的一种依据。』形式、风格上,石鲁提倡多样化:『风格表现作品的独特面貌,它从作者的不同创作个性开始,风格的多样是生活的多样与作者的创作个性差别的客观反映。风格,又是衡量不同民族艺术的标志之一。』
《宝塔葵花》在实践创作上,从《古长城外》到《转战陕北》,从《南泥湾途中》到《东方欲晓》,从《延河饮马》到《东渡》,石鲁作品呈现出了中国气派。并且,所有作品又都独具鲜明的石鲁艺术个性。
《东渡》色彩稿关于艺术个性的实现,石鲁解释为:『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是由他的世界观、政治水平、文化修养、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等因素形成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是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世界观对艺术家的创造起决定作用,但政治思想不可能等于艺术方法,更不能代替表现方法。』艺术认识论的成熟和方法论独特的实践性,是保证高质量作品产生的基础。
《延河塔影》从艺术作品的功能上,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人生关怀,『助人伦、成教化』,『明劝戒、著升沉』。在的宣教功能之后,它更指向对现实人生心灵的抚慰,走向人格塑造的真、善、美。石鲁『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实则是力图实现宣教和审美的合一。
《枣园之夜》虽然石鲁艺术可能存在缺憾,但他一直追寻艺术作品要表达民族精神的理想。他把在作品中凝聚民族理想、民族气质、民族情感当成自己的使命,借题材、风格、形式,乃至艺术技巧、章法处理、笔墨语言等方面来实现对品格的崇高追求。一九八七年三月,『石鲁回顾展』在香港举行,王朝闻在开幕式致辞中如此评价:『石鲁作为一个划时代意义的画家,绝不止于对艺术自身的探索,而探索人生的意义是石鲁艺术的灵魂。』
《种瓜得瓜》石鲁,作为一位地方美协的负责人,坚持特定历史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坚守『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他是文艺方向前沿的宣传者,为时代代言,是文艺方向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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