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年元旦之日推出“来禽图——翎毛与花果的和谐奏鸣”特展，展出31件(组)的作品，早自五代，晚至近代，呈现最为瑰丽多样的花鸟绘画。台北故宫过去也曾以鸟类为主题策划相关展览，如年“画里珍禽——纸绢上的鸟类世界”、年“百禽百声音，一动一情性——边文进三友百禽特展”、年“十指春风——缂绣与绘画的花鸟世界”等展，显示出台北故宫典藏花鸟杰作之丰，以及人们对此题材的钟情和喜爱。但特别的是，本次的“来禽图”可说是延续了去年的“百卉清供——瓶花与盆景画特展”，与正在台中市举办的世界花卉博览会相呼应，花鸟应合，不仅让台湾充满了盎然的生机，更是一场自然与艺术的飨宴。
与“百卉清供”相比，尽管“来禽图”展示范围并不大，却仍可说是一场精妙绝伦的展览。各展品的展示并非按照时序推进，而是依照尺幅形式、内容题材陈列，不同时代的作品可以同时互相参照，颇具观展上的趣味。此外，展场内更不乏与画作相关的鸟类摄影一并呈现，让人比较绘画翎毛和真实鸟禽的异同，可说是本展一大亮点。
宋惠崇《秋浦双鸳》
尽管这场展览精巧，未有明显的展区划分，观众也能够从展览名称的副标题体会花鸟画的不同主题精髓。“翎毛”无疑是本展主角，《图画见闻志·叙制作楷模》有言：“画翎毛者，必须知识诸禽形体名件。”以鸟禽为题的作品，充分展现了画家的观察力和画技，即便不是精工细巧的工笔花鸟，依然是心中有了完整的鸟类形体认识后，方能透过写意笔法，将它们的神韵动态表现出来。而“花”“果”除了是画面当中与禽鸟搭配的元素外，同时蕴含着自然界里的生命力和互动关系：花开鸟鸣，春意满载;果熟来禽，富贵吉祥。是故，在欣赏花鸟画之时，不单能领略画家笔墨趣味，更能从中寻得一丝春日之气，以及其中隐含的祝福之心。接着笔者将从两大主题，简谈几件“来禽图”展出的作品，以期能借由展品的串联，让读者对此展有更具体的认识。
宋李安忠《竹鸠》
果熟而来禽——花鸟画中的吉祥寓意
论及中国画史中的工笔花鸟画，无不提到五代后蜀的宫廷画家黄筌。《宣和画谱》中有载，黄筌作画“用意为至，悉取生态”，在前人基础之上发展出独树一帜，且强调观察的绘画风格，将中国花鸟画提升至新高度，影响了北宋的画院画师们。本次展览展出了黄筌的《苹婆山鸟》，此作描绘一只小巧可人的粉红鹦嘴跃上枝头，压低身子、尾羽上翘，仿佛下一秒就要展翅的模样，十分生动。而与鸟儿搭配的，是红中带点淡绿的苹果，无论是果实上的斑点，还是叶片的虫蚀和黄枯都细致地呈现出来，颇为真实。关于此作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故宫藏有一件南宋画家林椿的《果熟来禽》，除了画幅不同外，题材、构图都与《苹婆山鸟》类似，透露出此种形式的作品在当时可能相当流行，并有“一稿多本”的现象。、
黄筌与其子黄居寀以细腻华丽的画风，开创出“黄家富贵”的绘画风范，与同时期着重笔墨趣味、豪放质朴的“徐熙落墨”形成对比。可惜的是，徐熙的风格并未延续，其孙徐崇嗣的作品已贴近黄家所领导的宫廷画院风尚——即写实工细的花鸟绘画。本展展出一件徐崇嗣的册页画《枇杷绶带》，描绘一只白身黑首的绶带鸟停于枇杷枝上，回头顾望，细长的尾羽在画面上形成一条优美的弧线。细端此作，线条极细、赋色严谨，而绶带鸟与金黄色的枇杷果实又带有吉祥之意，展现出宫廷花鸟画兼具艺术表现与福气含意的特色。除了这件作品外，展场另有多幅画有绶带鸟的展件，如清代宫廷画家蒋廷锡的《杨梅练雀》，以写实笔法和鲜丽色彩绘制绶带鸟两只，上下相互对望，讨喜可爱，与周围的杨梅和花朵共构出精美华丽的画面。
延续此种富丽风格的北宋画家，还有活跃于11世纪的崔白。台北故宫所藏崔白的经典作品《双喜图》虽然本次未能展出，但也有一幅记名为崔白所作的《画枇杷孔雀》。此件作品展示于展场的大型书画展柜，是一幅长约1.8米的立轴，画面上头描绘一对孔雀，立于枇杷树底下，孔雀精致艳丽的羽毛和结食累累的枇杷相映成趣，共同营造出宫廷的奢华之风;而在画面左上出现一只朝向枇杷飞去的绶带鸟，更增添了整体的祝福含意。《宣和画谱》中有载：“祖宗以来，图画院之较艺者，必以黄筌父子笔法为程序，自白(崔白)及吴元瑜出，其格遂变。”此作仍保有“黄家富贵”般的装饰性，与《双喜图》疏朗简洁的构图相去甚远，且构图、尺幅皆和宋代流行有所差异，故此《画枇杷孔雀》应非崔白所作。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此现象看出北宋画院所崇尚的风格和意涵，乃强调华美与祥瑞的皇家喜好，因而后人在为作品定名时，才将这件作品挂上了崔白的名号。
宋崔白《画枇杷孔雀》
结合“禽鸟”和“果实”以表现吉祥寓意的绘画，在本展频繁可见。如南宋李迪的《谷丰安乐》捕捉麻雀在稻谷成熟之时前来啄食的景象，与五代黄筌的《嘉穗珍禽》、明代吕纪的《画草花野禽》表现如出一辙，皆有丰收富足的氛围。又如南宋吴炳的《榴开见子》描绘石榴因熟透而果皮迸裂，一只白眉鹟“闻香”而来;石榴桃红的外皮饱满圆润，里头紫红色的子鲜嫩欲滴、粒粒分明，用以象征多子多孙之意，再适合不过。
“果熟来禽”的画面组成，不仅显示画家对自然的观察与掌握极其精细，也同时透露出画中元素的构成，为画家有意识拣选下的结果。黄筌所奠定下的风格基础，影响了宋代以后的宫廷花鸟画，触发了画院画家们对写实的追求，以及开启从中讲究创意与讨喜的创作思维。但重要的是，花鸟画的表现却不仅于此，我们从宋代以来的翎毛画中，依然能够看见丰富和多变的创作手法;绘画的精髓与成就，甚为精妙。
鸟语伴花香——花鸟画中的自然美景
吉祥寓意的传达，并不仅限在禽鸟和果实的搭配，其中亦不乏单以翎毛为主角的作品。宋人《乳鸭》在画面中仅有一只绿头鸭的幼鸟伫立，背后配上几株车前草，整体形构出简洁之风。不过，这件作品却不是如此简单，当中其实隐含着金榜题名的象征：宋代科举制度里设有三甲，而“鸭”“甲”音近，因此这件作品另有拔得头筹之意，尽管乳鸭不是珍禽，在画家的巧思创意和精湛画技之下，也带有皇家贵气的韵味。
宋代画院发展出细腻瑰丽的院体画风，在《乳鸭》中亦可见得，但实际上在画院之外，绘画也有较为清淡平实的风格，如北宋画僧惠崇的《秋浦双鸳》，绘有两只在水岸边的小水鸭(原误题为鸳鸯)，身后枯黄的荷叶暗示秋意已浓，而画家疏朗的线条与淡雅的设色，则呼应到画面的萧瑟之感。惠崇的作品在景物的描绘上仍相当写实，相较于同样为僧侣的法常，在他的作品《写生》里，已可看出戏墨写意的独特表现。法常的号是牧溪，为影响日本室町时代水墨画的禅僧;在他最知名的《观音猿鹤图》(京都大德寺藏)当中，除了较为纤细流畅的线条，更多的是大面积的墨晕，以及率意的擦染皴点，借以营造幽静空灵的野外环境。而本次展出的《写生》，便可说是保留了此种笔法的运用：墨点堆栈表现环颈雉的毛色，浓墨晕刷表现八哥黑色的羽毛，而干笔的皴擦则表现了土堆的质感。这些看似随意的笔触，仍旧将各类鸟禽与自然景观的样态生动地呈现于画纸之上，可说是同样具有深刻的观察基础，但又不同于院体花鸟的创作手法，透露出宋元之交，艺术表现的核心已从工细写实转向率性写意了。
宋法常写生(局部)
自苏轼、米芾奠定文人画基础以来，抒发己意、不求形似的绘画精神，逐渐发展为宋代以后的绘画主流，尤以元代为最盛。本次展览仅有一件元代作品，为张中的《枯荷鸂鶒》，此作构图与惠崇的《秋浦双鸳》相似，同样描绘两只鸟禽立于水潭旁，背景佐以干枯的荷叶，不过这件画作的主角为一对鸳鸯。画面中央的公鸳鸯毛色多变，挺身而立的身子与真实水禽的样貌有所差距，反倒像只伫足枝头的鸟。而在它背后的母鸳鸯则单纯以墨笔堆栈绘成，未赋色彩，和周围的草叶融为一体，降低本身的存在感，却凸显了一旁的公鸳鸯，使之成为画面亮点。全画用墨、用色皆淡雅素朴，不求装饰性与写实度，但在意境氛围的形塑上，流露出浓厚的清冷之感。此种对意境的营造，到了明代又有不同的发展：吕纪的《文杏双禽图》画面里相互依偎的鸳鸯，形象奇异，而它们所处的枯蚀老树绽放着繁盛的杏花，更是诡谲的景象。出身宫廷画家的吕纪，继承了南宋以来精致的花鸟画传统，但在构图笔法上，夸张且奇特的表现实属晚明变形主义的脉络;此件作品结合了写意与工笔，并带有怪险奇气，可说是符合了吕纪的创作精神内涵，为其花鸟画中的佳作。
精细华美的花鸟画到了清代，由于郎世宁的来华而达到另一高峰。西方对物象写实的掌握，无疑与中国绘画有相当大的差距，而郎世宁则成功将二者合而为一，让所绘之物跃然于纸上，极其逼真，更为往后的宫廷画家所师法，如本次展出的《花阴双鹤》，便足以代表着清代花鸟画的一大革新。此一受西方影响而出现的变革，放诸海外也有类似情况，如本展展出一件册页《花鸟双幅》，为日本画家花蹊女史的作品，该名画家师承圆山派，为江户时代兰学传入后兴起对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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