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渭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研究与书写中，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美术史论家们对他评价不高，直到进入新时期，徐渭的绘画水平才得到广泛认可。相比而言，20世纪画家们对徐渭的接受早于美术史论家，其中蒲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李苦禅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学习过徐渭的绘画，但没有一个画家最后在艺术语言与风格上贴近徐渭，反而是远离徐渭，这体现出20世纪画家们接受徐渭绘画的理性态度。
徐渭（—）的绘画艺术成就以及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已经众人皆知，也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不必过多赘述。对于徐渭的绘画，不少人都认为他的绘画属于文人画，但其实并不那么简单。提出著名的“南北宗论”的董其昌，甚至都没有提起过徐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徐渭在当时的画名不显；另一方面，更多的可能是徐渭绘画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人画概念。他的绘画一点也不文气，没有文质彬彬的书卷气，作品中呈现的气质是狂狷放浪与纵横恣肆，绘画技法也没有文人画强调的含蓄、藏锋、中正，而是狂草般的笔法随意挥洒，仿佛要将心中的郁结愤懑之气狂泄而出，这其实并不符合文人画的审美，也正是由于徐渭绘画的这种风格与气质，致使其在明清两代画坛中的地位并不是很高。
徐渭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画坛上没有太大影响。与徐渭有31年时间重合的同乡陶望龄（—）在写《徐文长传》时评价徐渭“名不出于乡党”，对徐渭推崇有加的袁宏道（—）也说“其名不出于越”。虽然陶望龄与袁宏道都是徐渭的发现者与推崇者，但他们的评价是比较客观中肯的。袁宏道对徐渭的发现其实是偶然的——在徐渭去世后的第五年（），袁宏道在陶望龄的书斋中发现了一本极为破损的书，即徐渭的《阙编》，读了几篇后便彻底地被此书征服了，于是问了陶望龄，才知道作者是徐渭。虽然此书是陶望龄所藏，但可能他也没有读过此书，要不然也不会像袁宏道记载的那样——“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僮仆睡者皆惊起”。陶望龄的《徐文长传》与袁宏道的《徐文长传》都为徐渭的声名远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从二人的文字中也感觉到了徐渭绘画在当时真实的状态。他们对徐渭的书法都赞誉有加，陶望龄称之“精奇伟杰”，袁宏道评之“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但二人对其绘画却没有什么评论，陶望龄引用了徐渭自言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称其书法之余，“旁溢为花鸟，皆超逸有致”。此外，董其昌、陈继儒、李日华等人和徐渭也几乎是同时代，他们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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