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前，我去了趟北京。对于一个从来只在课本及影视剧中见过的地方，这算作是的我的京都处女行。很期待，也很值得。
去之前，我的大学同学志远已邀约多次，只是那时诸事缠身，不能成行。这一次，我决定要走一走，见一见朋友，见一见京都。
志远是我大学时认识的朋友，至今已有多年，交情颇深。此人一米八个头，刚认识他时，体态比较消瘦，而人也就显得特别高挑。他着衣宽松随意，颇有几分豁达开朗的文士风格。其人说话也常有惊人之语和幽默闪光之处。两年前，他考上了中央民大研究生。后来再见他时，人已略显发福，但在穿衣打扮上依旧两袖清风，坦坦荡荡，而我们的情谊也依然犹如当年。
北上之前，我与志远已约定行程日期。同时志远也将我进京之事告诉了我的另一个朋友韦树定。与志远一样，树定也是我在大学朋友。树定，姓氏韦，南方广西人。其人颇有才气，若在唐宋，他定是一个红遍大江南北的诗人。这句话评他，一点不过。从认识他时，就知道他对古代诗词深有研究。及至后来，乃至今日，他已是中国诗词界里人称赞的文坛明星。若论文人气质，我与志远皆差了他好多截儿。他更是一个文人，才华横溢，却又因人生际遇问题，而颇有些郁郁不得其志的文人遭遇。其文学常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特别是古往今来人文典故，在他笔下更是信手拈来，我所见识的人中，无人与他比伦。
树定目前也居住北京，在一家文化公司上班，所以此去，也已定要见见他的。
此去京城，我并非是为了散一散心，而另有别事。几年来，我手中积累了一些散文小说的稿件，且越来越多。此次进京就是为了给它们安排一个归宿，就像08年我将诗稿付梓一样，将心爱的诗篇落成可翻可阅的书。
头天订好北上的车票，次日凌晨乘车北上。
记得那天早晨，室外还有些许的凉意。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只寥寥的几人，坐在车窗旁，眺望窗外闪闪而逝的灯光，仿佛自己在一曲伤感的音乐中行走。
人在孤独的时候，才能冷静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我当时在想什么呢？前程与现状，也许吧。一种凄凄然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常会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独处时候。
公交车在无人的街道上快速行驶，偶尔我会在途中听到鸡鸣。这个城市虽然已形成多年，但人们对于田园怀想尚未完全湮灭。就像在这钢铁的城市里，还能听到公鸡的叫声。
凌晨的车站广场上虽没有白日里的人多，但依然算是热闹。有人在走动，有人坐着或站着，还有在熟睡中。
通过安检，进入候车室。在等候列车的人们，有人正睡意正浓，有人在准备早餐。
五点多钟时，我所乘的车开始北上。
车过黄河，新乡、安阳、邯郸，径直朝北京进发。三个多小时，在路上，用看书的时间就打发了。
志远已在北京西站等候。下了车我们保持联系，我在出站口见到了他。
志远个高，再加上他那天穿了件紫色上衣，所以很容易就将他从人群中辨认出来。
那天印象深刻的是他那件玫瑰紫色上衣，我第一眼看见时，联想到春天野田里的一种紫色小花。那些小花不是单独零星地开着，而是大片的铺开一地，于阳光下耀眼地开着。
我跟志远开玩笑说：春天来了。
志远笑起来，双排白牙，很灿烂。
从出站口出来，我们径直走到地铁入口。
这是我首次感受京都地铁。地铁站里灯火通明，装修富于现代化气息。身边匆匆行走的人们，脸上都印证着这个城市的秩序感和紧张感。走在他们中间，觉得自己就像处在巨大的洪流当中，不自觉地便被带着往前行走了。一个城市的快节奏生活大概可以从中管窥。
地铁开了，车厢里人们坐着、站着，身体随车体晃动。窗外是流光中的地铁广告和呼啸的风声。
不久，我们就到了某个地铁站。从站口上到路面，见到阳光一派和煦。
志远在中央民族大学就读人类学硕士，有此缘故我便也拜访一下这京都的名校。也许是离开校园太久了，从那些安静教学楼下，以及学生身边经过时，心里竟产生一种陌生感。三年前，我也曾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着，而今却已离开了那么久那么远。有人说，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该做一些这个时期该做的事，大概这是一种安慰罢了。
志远说民大并不大，但我觉得这更是一所大学。好像有人说过大学之大，不在于一个学校的占地面积有多大，而重在精神的有容乃大，犹如大海，纳百川方显其胸襟。我想大学当如大海，“包容”二字。
志远的宿舍是在一处古式建筑里，记不得他说那是哪年代的建筑。从砖体瓦檐及内部楼梯和墙体的设计来看，不是本年代的建筑。有年代的，而又不知其年代的事物，往往令我觉得神秘，神秘中生出崇拜来。
宿舍房间不大，又因个人的物件无序置放，因而显得有些拥挤。不过他们一个人一个风格。有位志远称之为学霸的书桌上，包括他的床上，堆满了一摞摞的书籍。总之，人之所好不同，观其书桌可略知一二。
在宿舍待了一会，志远带我去学院食堂。食堂也并非如我们本科时期学校食堂的规模。一个小厅房里，摆满了桌椅。
我们找到一处干净的桌子，坐下来。我发现许多空位的桌面上都整齐地摆放着一双竹筷。心中十分好奇，询问志远。他解释，餐厅一到饭点人就特别多，占位置比较困难，一双竹筷放上去，就代表有人已占，不久会来。这不是明文规定，只是约定俗成。一种小范围的道德应用。道德本是无形的秩序规范，倘若附着了实物就有了依据，犹如红绿灯，犹如民大的竹筷。又倘若在这依据上加之以违反规定的外力惩罚，则又进了一步，法律就是如此。
吃罢饭，志远带我去一个他认为我应该会感兴趣的书店。
书店位于北大清华附近，沿街楼层的三楼。书店里面布局紧凑而有序。所有的书架书台上都摆满了整整齐齐的书籍。多为社科、文艺类的书籍。那些书若不是临着附近的几座京都高等学府，恐怕销量会是令人担忧的。
我特意到了文学部看了一番，那些小说、散文及评论类的书籍光看书目就让我产生了购买的欲望。
从这里走出后，我们又去了对面的一家书店，名为“豆瓣书屋”。据说是豆瓣网上挺有名气的一家书屋，专销珍藏版本的旧书。书屋很小，仅十几平米，书籍很多，但做了分门别类，摆放有序，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时刻维护图书的秩序和完整。在书架上，有些地方摆放着些近现代文人肖像的老照片。在书屋柔和光线里，老照片的黑白光华就特别令人深深回味。
临走时，志远买了两本小书，并将获赠的文艺书签送了我其中一枚。
走出书屋时，天已向晚。志远已电话安排好了晚餐的聚会。我会见到新的朋友。
诺大的北京城里，我所见的每一处景象都让我感到新鲜。宽阔的街、道旁阔大的雪松、松下的绿茵、干净的路面，以及吹在脸上微冷的风。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一所大学门前。志远说，今天德超和他的女友也在，人多，热闹。
德超在这所学校里读矿业研究生，志远的高中同学。他们在京城离得虽远，但也经常相聚。
时值晚餐时间，学生们三三两两从校园里走出。德超与他女友不久也走了出来。志远说，他也是头一次见德超的女友。德超脸型是我们中原人的，他的女友也是，且是中原女孩中漂亮的那种。郎才女貌，般配。
我们四人商定去对面一家菜馆用餐。在闲聊等餐的时候，树定从门外进来了，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许久未见树定，他并没太多变化，还是以往认识的模样。其言谈举止也没有变，仍是广西腔调的普通话，参杂着些河南味儿，时不时有“中”和“管”的词儿蹦将出来（他在中原读了四年大学）。
那晚的宴席非常丰盛。志远让我说下对北京的感受。我用“丰盛”一词概括，说朋友的热情很丰盛。后来不知怎的，“丰盛”一词就跟女人联系了起来，变成了“丰满”。后来这词竟成了我此次京城之行的标志词汇。“丰满”，表意是女人的身段，延展意就变得调侃而风趣了，如“朋友的热情很丰满”、“北京很丰满”当然在乘坐了北京的地铁之后“丰满”就成了“爆满”。
说“爆满”一词时，已是次日早上我与树定一同挤地铁的情形，当时我被挤压在最里边。看着面前人们淡定惯常的脸，我跟树定说，“北京已不是‘丰满’，而是‘爆满’”。树定哈哈大笑。
说这些时，也许头天晚间的酒精还潜在血液里。那晚我们几个都喝的不少。后来我们从餐馆出来，走上大街，各自告别返途。当晚我随树定去了他的住处。那在五环以外，位置相当偏远。乘地铁转公交，花耗两个多小时才最终抵达。
树定的宿舍在一处小楼的三楼单。房间不大却也配置齐全，有卫生间、衣柜、书桌和网络。
树定研究书法，经常临帖一些名作。所以他房间的四壁上都张贴着他的作品，地板、书桌、床头上，到处都是。忘记从哪里看到这样一个说法，说一个人若要建造自己想要的某理想，就让自己生活在那种实现理想的现实氛围里，而后与他理想相关的事物就会被吸引过来，并实现这种理想。
夜晚恍惚而过，醒来时已是树定离家上班之时，当时天尚未大亮。
北京春天的早晨，还有些冷嗖嗖的感觉。但一挤进公交时，这种感觉便渐渐被融化了，并升温成一车的闷热。
车每到一站便冲上来一拨人，而下的人又少。所以这辆公交车似乎成了一头大母牛，摇摇晃晃地往前开去。我们在地铁站口下车，转乘地铁。
工作日的早晨，大群的人涌向地铁入口，人山人海。
进入地铁后，所见的就是前面我所说的“丰满”变成了“爆满”。
我跟随树定在另一个地铁站下了车。树定上班，我地铁口等候志远来此接我。他已在路上。
从地铁口出来的人们，皆神色木然步履匆忙。
路旁的树木，虽已在春天却依然冬意凛然，未见丝毫生机。闲来无事，我走到一棵树下，看一个做手机贴膜的年轻人的工作。他手法显然非常娴熟，其刀工、技巧从操作的速度上即可看得出来。快而一丝不苟。手艺人。
志远到了。
当日的行程安排，我已于来京之前做好了准备，这也是此行的重点。我带了手中的文稿，欲付梓出版，此行的目的就是跑一跑出版社。成与不成并不重要，关键是熟悉一下，就好像是到别人家的门口认一认门，方便下次再来。
一上午，志远陪我跑了两三家出版社，但都无果。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中国作家出版社门口，其办公楼也是中国作协的办公楼。此处，距离志远的女友小敏的工作地点已非常接近，又在午时，我们便一聚共餐。
小敏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她与志远已相识多年，这些年他们走得不易，我大概是知道些的。
小敏是个气质型女孩，无论是体态还是相貌，都堪称美好，犹如一支优雅的花。
她大学时主修日语。大概一个人在某个环境（包括语言环境）里待久了，心理便会发生些微的改变。我知道日本文学，精致优雅，像他们的菊与清酒。小敏的气质里便也流露出这样的精致来。
我们共进午餐，过后小敏回公司上班。我和志远则去了作家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的办公楼，对我来说就像中国的体制一样，拒绝闲杂人等，因而令人仰望。
我一个小小的年轻写作者，既不出名也没有背景，要进他们的门就有些困难。小保安问我，找谁？预约了吗？我只能说去作家出版社交上我的书稿。他不让进，说规制严格，没有预约，谁也不准入内，
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我才好不容易溜了进去，找到了出版社的一位主编。呈上书稿，说明来意。主编跟我闲聊了几句就把我婉言打发了。
不过我倒没觉得有什么，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些也是我预料到一种结果。出版的事再过四五年不迟。
离开作家出版社，我们又走了几家出版社，均被拒绝。我打消出版的念头。
王小波先生曾谈到他以前跑出版社的情形，也是屡屡被拒。所以他说，我死的时候，请在我的墓碑上写道：我的书终于出版了。出版之难由此可见。
傍晚，志远组织另一场酒席，有另一位老朋友要来。他叫耀涛，也是我们的大学同学，于某大学读研。
我们在奥运村公寓见到了他。他依然是两年前模样，只是成熟稳重了些。
两年前，那是在一个春天，我与志远和耀涛三人相约骑行至黄河故道。一路上，春光明媚，沿途的花香令人心醉神迷。尤其当时的油菜花正是灿烂金黄之时，大杨树也正当枝叶嫩绿美丽妖娆的光景。我发现与春天有关的回忆都会是轻松且美好的。
我们在耀涛的宿舍歇了一会，就一起乘的士离开了奥运村，去往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当晚的聚会之地。
华灯初上时，我们上了一处酒楼。树定与德超也都赶到了，五个爷们齐聚一桌。我们就像曾经浪迹天涯江湖侠客，相遇时举起酒杯碰出各自的江湖往事，离别时道一声：后会有期，而后跃马扬鞭，消失在滚滚红尘。
在酒水与兄弟们的温暖关怀当中，我颇觉有些感激，并微微有了几分醉意。从酒楼走出门外，眼见红绿的霓虹闪烁，似入了别样的世界，一切陌生而又让人惊奇不已的事物扑面而来，又擦身而过。生活就是如此，幸福总归是短暂的，就像这美丽的霓虹，它们能闪亮多久呢，总在漫长的白日消失后才会出现，不久就又熄灭了。也许正因为短暂，我们才更加珍惜，才说那很美好。
五个人在某个路口分别，乘车奔向各自归家的方向。
这晚因为酒的缘故，我们都早早睡下了。
我期待明日正式的北京之行，好像我此次来并非为办正事，而纯粹是来会友游玩的。
（二、艺术）
对于一个钟情艺术的人，到了北京不看，那一定是不完美的，就像到了拉萨不到布达拉宫一样。
北京的，据说它的前身只是一座革命时期留下的废弃工厂，且不管是什么革命罢，单这经了年代的大型建筑群就引人遐想联翩。大概在寻常百姓的眼中，废弃工厂仅是一堆堆破砖烂瓦，值钱的东西也就只是那些碎铜烂铁而已，如此别无它用。
而艺术家置身于这一片巨大的建筑群时，则发现了别样的东西。艺术家是一群什么的人？这群人要说总做些无用的事情，他们游离于世界的边缘，时而走入世界看一看，时而又跳到外面，用冷峻或嘲讽的眼光看这世间人的形形色色。普通人可以通过打麻将、抽烟、睡觉来打发时间，而艺术家则站在一处建筑物前思索生命的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然后摸摸索索出一些世间原不存在的物件来。那些物件在若干年后被人奉之为艺术品，普通人为之惊叹膜拜。
的正门入口，有一处特别显眼的雕塑，3D立体的大红色“”字样，站立在门前的小广场上。强烈艺术气息从这个标志性雕塑开始生长。
雕塑是一个引领，入内则是特别的内容了。就像魔镜，站在外面只是可以照见自己的现实处境，走进去就是一个令人忘乎已身魔幻世界。
艺术区里艺术家们各自建设出自己的工作室，他们在工作室的内部及外部进行个体化的装潢修饰。所以从物件的安排与色彩格调的搭配也可知这位艺术家的志趣所在。
沿街各式小店，门里门外，人来人往，一种繁华景象。也许这种景象是真实的，也许仅是一场虚假的狂欢。尽管我并非理解每一个来往的过客们对于艺术区花样艺术品的鉴赏深度。包括我，也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但这许多人走在里，无论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都该会被那些艺术品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所感染，只是被感染的程度各不相同。
艺术是艺术家在狂欢的状态下创作出来的，读者也只有在狂欢的状态，敞开心扉地感受。艺术的作用才能显现出其力量来。
艺术是伟大的，无论是目不识丁的农民，还是一个创作艺术的大家，都需要艺术的力量来支撑他们从此岸走向彼岸。
艺术区里有一家小店，里面的装修是工厂的原有砖墙面貌，只是个别地方做了些灯光处理。这让我印象深刻。普通寻常的物件只是被稍稍艺术化了些，一丁点组合方式的改变，就立即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
艺术的对立就是规则，或者说艺术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艺术区的魅力在于人们把这种无政府主义理想渲染到了一个全新高度。自由在此向游客们展现出的巨大魅力令人迷醉。
在一个大厂院里，有一个作品是关于一个被缚在大地上的巨型机翼的雕塑，它寓意艺术或艺术家对秩序的一种反抗。精神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对立，输赢在这个作品里可能永远是一个开放性的结论。
我流连于那些各色的作品，几乎把耀涛和志远的存在给忽视了。他们以往来过，这次只是来陪我，也辛苦他们了。志远他们在一处长椅上坐下闲聊，我一个人带着相机尽情地游走拍照，多亏了他们的理解与包容。
于无意中我穿过一处咖啡馆，从一个门进去在另一个门走出。一开始我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自己刚刚走过一个展厅。及至走出门外，看到一块小黑板上用彩粉笔写着“路口咖啡馆”时，我才意识到刚刚从一个咖啡馆里走过。所以我又返身进入里面。唔，果然是的。那墙壁、沙发都是海蓝格调。玻璃瓶里插着干枯的芦苇，芦苇花的白也被染成蓝色。桌面和窗玻璃都是明亮的。架子鼓和摇滚吉他安静的在阳光里醒或睡着。这些景象在相机里定格。
照相，是一种记忆方式或一种对“我在此”的证明。只是人们的表现方式不同。有的人喜欢把自己直接放在某物之前拍照，这是最浅表的“我在此”。另一种就较高明一些，本人并不直接出现在画面中，而以一个艺术创造者的身份对事物做出意向性的评价，这是“我在此”的广博性体现。纯粹的艺术作品并不出现作者本人，即使出现也是本人的另一种形象表达。艺术告诉人们，你我他皆可在此，每个人在此出现的意义必然是丰富的、意义深刻的。
艺术区因为有了艺术家们，使得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显得与别处不同。雨渍斑驳的建筑体表，黑亮光鉴的巨型窗玻璃，这两种色块搭配，一下子就使得这破旧的厂房成了一种后现代艺术语言的表达，恰到好处。
记起一位老师的话，他说艺术就是把一样东西从一个地方拿到另一个地方。这句话，乍听起来不可思议又有漏洞，仔细琢磨，这是放在艺术的语境里说的，因而也就颇有了些道理。一个儿童不慎打翻了墨水瓶，墨水流了一地，弄脏了地板，妈妈一定会很生气，因为她首先是站在实用的立场上判定了孩子的错误。同样的情形，如果一位画家看到了，会迫不及待地拿来一张白纸，令人不可思议地蒙在那被弄脏的地板上面，而后拿开一副作品也就完成了。也许你会说那是画家的机智，其实非也，艺术家多数时间生活在自己的创作环境里，包括心理环境和实物环境，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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